对抗考察,最高人民公诉机关通报哈工业大学原

10月31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对国家发改委系列案件和两起教育科研领域涉嫌腐败的案件进行了介绍。其中,他明确指出,浙江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褚健在案发期间采取行贿、销毁证据等非法手段阻碍、对抗调查和侦查。

摘要: 浙江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褚健在案发期间采取行贿、销毁证据等非法手段阻碍、对抗调查和侦查。原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涉嫌贪污、行贿一案正由湖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10月31日,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徐进辉对国家发改委系列案件和两起教育科研领域涉嫌腐败的案件进行了介绍。其中,他明确指出,浙江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褚健在案发期间采取行贿、销毁证据等非法手段阻碍、对抗调查和侦查。《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最高检如此一次性通报、披露多起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侦办情况并不常有,而在对外通报的用词上,直述犯罪嫌疑人“采取非法手段阻碍、对抗调查和侦查”更是罕见。检察机关反腐开打“心理战”今年,“对抗组织调查”第一次进入社会视线是在9月26日,中纪委官网在通报中央网信办副局级干部高剑云查处结果时,称其“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10月30日,陕西省渭南市纪委通报韩城市国土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徐建龙(副处级)案时,也采用了“对抗组织调查”这一表述。此前,有媒体称高剑云案是中纪委首次采用“对抗组织调查”这一表述。而最高检通报褚健案可以说开创检察机关对外通报时使用“对抗调查”的表述先例。据徐进辉介绍,1998年至2013年间,褚健利用职务之便,实施贪污、挪用公款、行贿、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严重,且本人在案发期间先后采取行贿、销毁证据等非法手段阻碍、对抗调查和侦查,社会影响恶劣。目前该案已侦查终结,正在审查起诉中。有网友评论称:“检察机关直接通报褚健对抗调查、影响恶劣,不仅是对其在之后定罪量刑时,主观认罪态度上的定性考量,更是对其他腐败分子心理上的一个威慑。在反腐这场战争中,办案机关都用上心理战了。”与褚健一同被通报的教育系统腐败案是有“中国最年轻院士”之称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腐败案。徐进辉介绍说,2014年6月,吉林省检察机关以涉嫌贪污犯罪对李宁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现初步查明,李宁利用职务便利,以虚假发票和事项套取科研经费转入本人控制公司方式,先后涉嫌贪污公款2000余万元。详解发改委坍塌式腐败原因今年以来,最高检反贪总局直接查办和组织指挥办理的省部级专案达20件,是历史上最高纪录。还直接组织指挥查办了中央机关一批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其中就包括社会广泛关注的国家发改委系列案件和中央电视台系列案件。“截至目前,各地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国家发改委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受贿犯罪案件11件11人,包括发改委国家能源局5人、价格司5人,就业和收入分配司1人。”徐进辉指出,11人分别为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新能源司司长,核电司司长,电力司副司长,煤炭司副司长,价格司原司长、现任司长、副司长、副巡视员。其中,发改委价格司领导班子多数涉嫌职务犯罪。在分析这起被称为“坍塌式”系列腐败案时,徐进辉说,从检察机关案件的查办情况来看,主要有四个特点:所在部门权力过大、权力集中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管理和监督机制上存在漏洞,缺乏监管,审批权运转不透明,缺乏有效的内外部监督机制;收钱办事成为这些人的潜规则,大家心照不宣,长期共同受贿,形成窝案串案;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的有6人。“被查处的这些人大多既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具体项目的审批者,可以直接决定和掌握许多企业的利益得失,想方设法求助于他们的人很多,容易诱发腐败。”徐进辉说,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两亿余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徐进辉表示,检察机关在办理发改委系列案件过程中,始终坚持依法办案,坚持高度重视办案效果和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大局,特别是注重维护国家发改委正常工作秩序,坚持一案一通报,对每个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都事先向国家发改委主要领导通报,得到了国家发改委党组和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保证了案件的正确顺利办理。

《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最高检如此一次性通报、披露多起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侦办情况并不常有,而在对外通报的用词上,直述犯罪嫌疑人采取非法手段阻碍、对抗调查和侦查更是罕见。

检察机关反腐开打心理战

今年,对抗组织调查第一次进入社会视线是在9月26日,中纪委官网在通报中央网信办副局级干部高剑云查处结果时,称其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10月30日,陕西省渭南市纪委通报韩城市国土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徐建龙(副处级)案时,也采用了对抗组织调查这一表述。

此前,有媒体称高剑云案是中纪委首次采用对抗组织调查这一表述。而最高检通报褚健案可以说开创检察机关对外通报时使用对抗调查的表述先例。

据徐进辉介绍,1998年至2013年间,褚健利用职务之便,实施贪污、挪用公款、行贿、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犯罪,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严重,且本人在案发期间先后采取行贿、销毁证据等非法手段阻碍、对抗调查和侦查,社会影响恶劣。目前该案已侦查终结,正在审查起诉中。

有网友评论称:检察机关直接通报褚健对抗调查、影响恶劣,不仅是对其在之后定罪量刑时,主观认罪态度上的定性考量,更是对其他腐败分子心理上的一个威慑。在反腐这场战争中,办案机关都用上心理战了。

与褚健一同被通报的教育系统腐败案是有中国最年轻院士之称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腐败案。

徐进辉介绍说,2014年6月,吉林省检察机关以涉嫌贪污犯罪对李宁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现初步查明,李宁利用职务便利,以虚假发票和事项套取科研经费转入本人控制公司方式,先后涉嫌贪污公款2000余万元。

详解发改委坍塌式腐败原因

今年以来,最高检反贪总局直接查办和组织指挥办理的省部级专案达20件,是历史上最高纪录。还直接组织指挥查办了中央机关一批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其中就包括社会广泛关注的国家发改委系列案件和中央电视台系列案件。

截至目前,各地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国家发改委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受贿犯罪案件11件11人,包括发改委国家能源局5人、价格司5人,就业和收入分配司1人。徐进辉指出,11人分别为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新能源司司长,核电司司长,电力司副司长,煤炭司副司长,价格司原司长、现任司长、副司长、副巡视员。其中,发改委价格司领导班子多数涉嫌职务犯罪。

在分析这起被称为坍塌式系列腐败案时,徐进辉说,从检察机关案件的查办情况来看,主要有四个特点:所在部门权力过大、权力集中是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管理和监督机制上存在漏洞,缺乏监管,审批权运转不透明,缺乏有效的内外部监督机制;收钱办事成为这些人的潜规则,大家心照不宣,长期共同受贿,形成窝案串案;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涉案金额超过千万元的有6人。

被查处的这些人大多既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具体项目的审批者,可以直接决定和掌握许多企业的利益得失,想方设法求助于他们的人很多,容易诱发腐败。徐进辉说,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家中搜查发现现金折合人民币两亿余元,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

徐进辉表示,检察机关在办理发改委系列案件过程中,始终坚持依法办案,坚持高度重视办案效果和维护社会经济发展大局,特别是注重维护国家发改委正常工作秩序,坚持一案一通报,对每个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时,都事先向国家发改委主要领导通报,得到了国家发改委党组和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保证了案件的正确顺利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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