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五种模式,法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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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斌  

高全喜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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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政治是人类历史中传续至今的一种主要政治形态,在西方,从古希腊、罗马的直接民主到近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再到当今新型的审议民主,在西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主政治的理论及其实践有着大致相同的演变过程和发展模式,尽管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基本的制度结构和理论形态已经达成普遍性的共识,有些早已成为公共常识,本文在此并不准备展开加以论述,它们只是我们考虑中国当代民主政治理论的一个参照系。

   法治的中国道路,因此必然具有时间维度和政治维度,必然在职业主义和群众路线之间摇摆不定,并且必然离不开党的领导。重要的是理解中国政治的混合因素,从而理解中国政治的变化规律。

一,考察当代中国民主政治问题的理论出发点

  

  

   当代中国,或许是古往今来最让人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我几乎和每一个“老外”朋友都会说这样的话:我不懂中国,我对中国了解的还太少了。我也常常劝谏周围的年轻学生和青年学者,不要总盯着顶层设计和宏大理论,要眼睛向下,尽可能研究一些自己能懂的东西。我的这本小书(以下简称《道路》),[i]就是本着这样的态度,想从身边的经验出发,研究一个自己大体能懂的问题。

   民主政治对中国来说也并不是一种完全异质的政治形态,其理论也并不完全是外来的理论,从民主政治的一些构成要件来看,中国古代社会也有某种民主政治的因素,但论及真正制度形态上的民主政治和民主政治理论,在中国还是近百年来的事情。尽管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现代社会之演变已经走过了一百五十多年,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民主政治理论也有了很大的扩展,甚至具有了自己的独特性形态,但是,如果参照西方民主政治和理论的大背景来看,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还处在非常不成熟的阶段。

   尽管如此,尽管从写作到出版历时十年,我对中国法治道路的思考也经历了硕士、博士、留学、任教、挂职的各个阶段,我仍然常常感到惴惴不安,仍然感到自己写作的是一个自己并非真正了解的题目。中国的司法和法治太复杂了,变化太快了,问题太多了。对于研究具体问题的学者而言,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而对于追求一般理论的学者而言,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挑战。然而,正如越是难玩的游戏越让人着迷,现实的挑战正是理论创造的动力。我希望有更多学者从中国的司法和法治现实出发,关注底层的问题,了解基层的实践,从而提出正真具有中国根基的学术理论。我因此感谢强世功老师、田雷老师组织了关于本书的书评,也感谢邵六益博士的评述和批判。这使得本书思考的问题,不会宥于我的无知和偏见,能够获得更多的探讨和呈现。

   我们用一百五十年的有限时间高度浓缩和吸纳了西方社会三千年的民主政制历史,其中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历史政治逻辑的时间错位问题。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并不是唯一的政治机制,与其相关联的还有法治、宪政、共和等其他诸多方面的内容,现代性的民主也不是在古代就发育成熟的,甚至与法治、宪政、共和相比,民主是在与它们的互动之后逐渐趋于良性状态的。但是,中国百年来的民主政治实践和理论却没有人家那样一种历史的阶段性演变,我们的民主政治一上来就把西方后发的民主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把人民民主制、民主集中制等作为理论构建和制度实践的基础,与此相关的法治、宪政、共和反而处在了次要的位置,或至少与民主的关系并没有遵循西方那样一种历史的演变路径来加以展开和深化。

   六益君是北大法理学专业的一名优秀学生。他在硕士和博士阶段都上过我的课,并且表现优异。他还担任过我的研究助理。我相信阅读和批评本书对他并非难事。他在写作这篇书评期间,与我有过多次交流。我的一些粗浅的意见,他已经在文中做了回应。他坚持了自己的一贯思路,并没有因为我是他的老师而有丝毫的改变。他的批评是严肃的、细致的、也是富于启发的。出于对这一批评的尊重,也基于对相关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我想自己应当有所回应。六益君已经充分论述的地方,我就不多讲了。他有很多真知灼见有教于我,我相信也会有教于各位读者。这里要谈的,是尚需进一步澄清的问题:法治道路与政党政治和群众路线的关系。

   当然,这样说只是一种历史事实的勾勒,并不意味着这样做的道理是不对的,而是说我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时,由于起点不同,所以必然会面临这些问题,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前提条件。我们思考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诸多理论形态,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背景性的差异,由此才能理解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理论的所以然。

  

   从现代中国百年民主政治的逻辑进程来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性的问题,即两个共和国的民主制问题,一个是1911年创建的以国民党为主导力量的三民主义的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另一个是1949年成立的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民主的第二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它们都把立国之基础建立在人民主权这样一种现代民主制的诉求之上,但是,由于中国问题的独特性,两个共和国之民主建国与西方诸民族国家的民主建国在政治逻辑上是有很大的错位的。这个错位对中国当今及未来政治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视角很难寻找到一条完全西方化的民主道路,因为我们的起点就与西方的民主政治不同,但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彻底独特化的道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中国民主政治的独特性,我认为寻求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应该是思考中国当代民主政治理论的出发点。

   一、什么政治?混合体制与党的领导

   本文把当代中国民主政治问题的考察放在晚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时间节点上,我认为其中的实质性问题就是后全能主义时代(post-totalism)的制度转型问题,具体地说就是人民民主制的国家体制与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体制的关系问题,这是三十年中国政治改革的轴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1949年的中国之建国实际上是确立了两种民主制的统一,一种是人民民主制,另外一种是民主集中制,前者是人民民主制的国家体制,后者是民主集中制的共产党体制,这个统一用中国的宪法语言来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党与国家的关系,表现在民主问题上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党与人民民主制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在全能主义时代曾经被强制地统一在一起,在后全能主义时代,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人民民主制度的各种形式,诸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制、基层民主、乡村自治等,它们所遵循的政治逻辑就与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政治逻辑产生了分歧,甚至出现了重大的裂痕,如何平衡这两种民主制度的关系,就成为三十年中国后全能主义时代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到目前不但没有解决,甚至越来越具有攸关性的意义,成为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认为思考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理论,一定不要忘记它们背后所指向的,实际上都是如何处理人民民主制这样一种国家体制与民主集中制这样一种共产党体制之间的二元张力问题。

   六益君的一个基本批评在于,《道路》一书受到法律社会学视角的局限,忽略了中国法治的政治维度,因此需要从法律政治学的角度给予批判和救赎。然而,试图将政治从社会中剥离出来,进而强调法律与社会研究中忽略了政治维度,总会遇到一个基本问题:这种法律政治学提出的“政治”,是什么政治?

  

   从六益君援引的题记来看,其法律政治学秉承的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治观念,一种现实主义的精英政治。因此六益君强调的政治维度,最终落实为中国法治中党的角色,因为党的领导是中国法治的现实政治中最为核心因此最为重要的因素。从“法民关系”的角度理解中国法治因此缺少了其中最为重要的关系:党群关系。这一视角反映了北大法理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将党重新纳入到法理学的研究范畴之中。苏力教授、强世功教授(六益君的导师)都是这一传统的奠基者。[ii]

二,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理论的五种模式

   我当然也熟知这一传统。并且,我在书中隐含的处理了这一传统。批评《道路》没有重点论述政党政治对法治道路的影响是对的,但是批评本书缺少政治维度,忽略了党的法治影响则是有欠公允的。并不是所有维度都要显露出来。正如时间维度总是隐含在空间维度之中,政治维度(包括对政党的思考)也贯穿在本书当中。六益君评论的主题“法治的时间维度和政治维度”,很好地反映出了这两者在本书中的重要意义,并且敏锐指出了本书对这两个维度的不同处理方式。只是,其过于狭窄的政治观念,妨碍了对本书政治维度的进一步揭示。

   基于前述的中国百年民主政治相比之西方民主政治的历史性逻辑错位和后全能主义时代之三十年改革的人民民主制与民主集中制两种民主制之间的张力性关系,我初步认为,在当今中国的政治思想领域大致有五种有关民主政治的理论模式。

   政治不只是精英政治。更确切地说,精英政治总是依附于其他政治之上。就现代政治而言,最为典型的两种政治类型,一是科层政治,二是群众政治。《道路》避免了政治化的语言,但是指出的正是这两种政治在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中的矛盾、冲突、拉锯、妥协。对法治道路的追问隐含着对政治道路的追问:中国政治是选择科层政治,还是延续群众政治?中国政治的基本矛盾,同样体现为科层政治与群众政治、职业主义与群众路线的二元变奏和对立统一。我在书中论述的是中国政治这一基本矛盾和基本特征在法律领域的表现形式。因为法治道路的摇摆和选择,正是当代中国政治的突出体现。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

   当中国政治转向“法治”之时,亦即国家转型开始之际,中国政治的矛盾和特征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开始从以往的群众政治转向科层政治。但是,中国政治从未能彻底抛弃群众政治,迄今并且注定无法彻底变为科层政治。从那时起,从国家转型和法治进程的开启之刻,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始终摇摆于群众政治和科层政治、群众路线和职业主义之间。这一点,在各种党的政策、国家法律、政府条例、部门规章、地方规定等等文件的措辞中都可以看到。中国法治在两条路径(职业主义与群众路线)之间的摇摆不定和左右平衡,正是中国政治在两条路线之间摇摆不定和左右平衡的体现。这也是左右派都批评中国政治并且彼此争论不清的根源所在。法治的中国道路正是政治的中国道路这一第四维度在法治三维空间里的投射。这是我在《道路》第七章论述的核心问题。[iii]中国政治是群众政治和科层政治构成的混合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可以说是中国执政党的主流性民主政治理论,这个理论在十七大的中国共产党决议、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相关重要讲话以及2004年发表的中国民主政治白皮书中都有经典性的表述。应该指出,这个理论是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诉求的一种基于党与国家一体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理论,它在坚持民主集中制之党的领导这个基本框架内,力求容纳新的民主内容,进而实现所谓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此外,这个理论还有一个特征,即强调中国特色,所以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也被吸纳到这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之中。具体分析,这个理论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从精英政治的角度来看,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是中国共产党。党就是共和时代的君主。因此关注党的领导和统治,就如同关注君主的王霸之术一样。如果说古代中国是“王霸道杂之”,那么当代中国同样如此。当代中国的领导者,同样选择的是在群众政治和科层政治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政治的境界在于,既要保持两条路线之间的必要张力,这样才能有发展的动力,也要维持两条路线之间的基本平衡,这样才能有发展的延续。群众路线和科层主义的对立统一,就是当代政治的“王霸道杂之”。党的领导之于中国政治,就是要确保群众政治和科层政治的混合体制,在对立统一中持续发展。

   第一,共产党的先锋队理论。先锋队的理论基础是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它强调的是党对于国家与社会的一元化领导,民主是形式,集中是实质,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国家的领导者。当然,这一部分论述由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党内民主等新的因素出现,已经与列宁、斯大林民主集中制的党建理论有了很大的区别,例如,废除领导人的终身制,强化民主决策,尤其是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等等,都是党建理论与制度实践的重大突破,表现出共产党力求在民主集中制的框架下注入新的民主政治的内容。至于这个理论究竟能走多远,究竟如何协调党内民主与民主集中制的关系,以及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的关系,真正做到党政分开,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深化的问题。

   正如汉宣帝的告诫,“王霸道杂之”,这是“汉家自有制度”。反之,偏执于任何单一路线,都会导致政治的崩坏。汉家制度正是吸取了周代礼治和秦代法治的双重教训,从而采取了一种礼治和法治的混合体制。只是宣帝没能改变儿子的政见,元帝也没能接受父亲的告诫,汉代政治由此急转直下,也印证了宣帝的预见。汉宣帝的这段话很有名。我还是粘贴在这里,以警读者。如下:

   第二,西方的人民民主理论。应该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属于一种全新的民主政制,它追求的乃是一种西方的文明政治传统,即人民民主的传统。这个人民民主的传统理念在法国大革命、《共产党宣言》以及《人权宣言》中都曾经有过经典性的表述。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源于西方的政治事物,它们赖以立足的人民民主理论在西方的伟大思想家那里有着众多的论述,例如,从卢梭到马克思就存在着一个完整的理论谱系,从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到苏维埃国家也有着一个完整的政治制度的建设,至于其中分裂出来的社会民主理论等第三条道路,它们不过是正宗版本的所谓修正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理论从理论源头来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因此,本质上属于西方的人民民主理论的大谱系。在西方近现代的社会政治理论中,人民民主是一个庞大的问题域,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例如其中的人民民主与民主集中的二元张力,国家体制与共产党体制的对立统一,等等,都隐含着一个从法国到苏联再到中国的西方主义的政治逻辑。

   “孝元皇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元帝纪》)

   第三,中国传统的民本理论。中国传统中是否有民主理论,这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但无论怎么说,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中确实是源远流长的。当前执政党高调倡导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吸纳传统民本思想的理论诉求,这样一来,既打通了民本与民主的理论关联,又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反对教条主义,讲究实事求是,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寻求新的合法性资源,执政党提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大业,由此以人为本的传统思想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段话同样适用于当代中国的左右两派。任何试图“纯化”中国政治的主张,都难逃“俗儒不达时宜”的讥讽。任何主张彻底倒向科层政治、或者彻底恢复群众政治的一方,都应当仔细回味这段古训。否则,结局也很可能是汉宣帝预见的结果:“乱我家者,太子也!”就当代中国政治而言,维系和发展群众政治和科层政治的这一混合体制,仍然是党的领导不可动摇的历史使命和执政基础。

   总的来说,以人为本的传统民本思想,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理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先锋队理论,这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它们是中国当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的民主政治理论的核心内容。当然,这套理论的上述三个因素存在着很大的张力,甚至相互之间是对立的,在理论上难以融汇在一起。但是,政治事务是一件实践的事务,目前执政党所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确实是把这三种理论要素融合在一起了,对此,我们应该看到它可能具有的内在生命力,如果其中的良性改革能够得到实现的话,我们也不怀疑从中是可能开辟出一条中国民主政治的新形态的,当然这需要真正富有成效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政治的混合体制是动态发展的。混合体制的变化,如同一条正弦曲线,是在一个固定区间内波动延展。很多人说中国政治是“太极图”。也有人将中国政治描述为“钟摆”。“太极政治”和“钟摆政治”是正弦曲线的一段,是静态的中国政治。动态的中国政治,是太极图的不断平移,因此呈现为正弦曲线的波动延展。中国政治是波浪式演进的正弦政治。

   2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理论或自由民主理论

   要理解中国政治,因此必须理解混合体制的基本特点。混合体制不具备“政治的单调性”,没有一成不变的趋势。因为混合体制不服从单一的政治原则。[iv]但是混合体制仍然具有变化的规律。初看上去,混合体制总是在左右摇摆,但是仔细观察,就会看到其摇摆的幅度总是有限的,并且其摇摆是有规律的。首先,正如正弦曲线是两种单调性交替出现,混合体制是双重政治单调性的交替变换,向左摇摆一段时间之后,必然向右摇摆,循环往复,动态发展。因此,混合体制必然是“复调政治”,是“动态政治”,是“时间政治”。其次,混合体制总是在一定的政治区间内左右摇摆。这就是混合体制的“政治振幅”。混合体制的变化是在振幅内的波浪式延展。政治振幅既限制又包容了混合体制的变化可能性。一方面,混合政治在偏向某一原则时不意味着无可挽回乃至不可救药。因为混合体制服从双重原则,是在两种构成要素之间波动,在没有彻底偏向一种政治原则之前,就会被另一种政治原则拉回到正态。另一方面,混合政治要比纯粹政治具有大得多的不确定性。正如任何函数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通过傅里叶变换转化为正弦函数一样,混合体制在极端条件下也可能向任何一种政治形态转变。因此,最后,混合体制的复调震荡,是一个混合体制的领导者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处境。混合体制因此格外需要高超的政治技艺。混合体制的领导者必须能够协调好对立统一的政治原则,从而确保混合体制和而不同、斗而不破,在动态平衡中与时俱进。

   这个理论是中国当代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主张之一,关于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诸如议会选举、法治、宪政、人权,等等,经过中国自由派学者的辛勤传播,目前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些基本的常识,中国的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也主要是这类在西方占据主流的自由民主政治。这一派民主理论在此没有必要给予过多的论述,本文所要讨论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样的一种西方式的代议制民主,在晚近三十年的改革中究竟有多少内容被移植到了中国本土,它们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诉求,还是已经融入到中国现代社会的制度实践之中?从理论上或者从基本价值上来说,这套理论在西方已经卓有成效地运作了二、三百年,成就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西方的成就并不等于必然在中国就一定如此,如何把这套理论落实到中国的实践之中,成为中国本身的东西,这里并不单纯只是一个启蒙和宣传的问题,还有一个社会制度的土壤问题,有一个相互作用的问题。

   中国政治的混合体制,就是这样一种复调波动的正弦政治。古代中国政治是在礼治和法治之间维持动态平衡。现代中国政治在一度失衡之后,再次形成了新的混合体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就始终处于群众政治和科层政治两种原则之间,不断根据国内国际的现实状况进行调整。中国政治因此必然是一种动态政治,必然要在长时段的时间维度中才能显现出自身规律。中国政治的动态发展,因此始终摇摆于两种原则之间,始终需要领导者的平衡和操控,并且始终面临着风险和不确定性。一如前述,法治的中国道路,因此必然具有时间维度和政治维度,必然在职业主义和群众路线之间摇摆不定,并且必然离不开党的领导。重要的是理解中国政治的混合因素,从而理解中国政治的变化规律。

   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一直就有一种对于颜色革命的担忧,反对和平演变是中国主流政治的一个主要目标。其实对于颜色革命要有一个理性的态度,不能采取简单的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对待,应该看到自由民主是人类政治的大趋势,执政党要有宽广的胸怀,敢于把人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吸收到自己的理论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主义在中国近些年来一直处于壮大和发展的过程之中,他们大体上已经完成早期思想启蒙的工作,开始摆脱教条主义和西方主义的幼稚病,逐步走向政治成熟,即寻求一条把来自西方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现实社会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百年来中国自由主义的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教条主义和西方主义,他们机械地坚持普世性的一些基本价值原理,以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为样板,严重忽视了中国问题的独特性,排斥中国历史传统和中国本土意识,因此缺乏社会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当今的中国自由主义正在总结历史的教训,其民主政治开始深入民间,有关中国的自由主义叙事逐渐包含了中国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构建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成为新的共识。

   法治的中国道路,为法律人理解中国政治提供了最为切近的经验。对于远离政治中心的中国法律人而言,与其揣度高层意向,打探小道消息,或是伤秋悲春、怨天尤人,不如从自己所处的法治实践中留意中国政治的蛛丝马迹,发现中国政治的大势所趋。

就中国当前的思想意识格局来看,在官方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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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谁是秋菊?法民关系与党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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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政治具有的双重原则,对应着两类政治主体。党的领导是两种政治原则之间的调整,也是两类政治主体之间的平衡。在法律领域,这就是我所强调的“法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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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民关系这一概念,强调的是法律人和普通人、法律职业和普通民众的双重主体性。[v]忽视任何一方代表的政治利益和政治原则,都是狭隘的。这意味着,从法民关系的角度来看,既要理解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与法民关系的共通性,也不能忽略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过于强调从党政逻辑来理解法民关系,同过于强调从职业逻辑来处理法民关系一样,都忽略了中国政治作为一种混合体制(以及法治作为这一混合体制的重要维度)的现实特点。正如我在书中所写,中国当代法治的基本特征,在于群众政治和职业政治、群众路线与职业主义的二元变奏和对立统一。这一基本矛盾始终在推动着也在制约着中国的司法改革和法治进程。法治的中国道路,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找到适当的平衡。过于政治化和过于去政治化,都可能对司法实践和法治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沉思网(),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data/104303.html

   这就需要从法民关系这一主体间性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法治。引发这一思考的,就是我在《道路》中反复讨论的“秋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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