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麟绝笔以后,历代学者对赵氏孤儿本事的考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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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赵氏孤儿,前些天写过《春秋左传》记载的真实事件和司马迁在《史记》中虚构的故事。《春秋左传》里记载的相对简洁,叙述了由于赵庄姬和赵婴齐私通而导致赵家遭遇灭门惨案。

杨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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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所记,情节改变了不少,而且出现了新的内容:一、虚构了一个奸臣屠岸贾。他矫称君命胁众将灭了赵氏全族。二、隐瞒了晋国公主赵庄姬的污点,把她这个悲剧的始作俑者写成了悲剧的承受者。三、塑造了义士程婴和公孙杵臼。他们扶孤救孤,义无反顾地践行忠义的精神为故事赋予了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读程树德《论语集释》(以下简称《集释》),益知经典释读之不可轻易。

太史公的小说笔法,使得赵氏孤儿的故事完整而跌宕起伏,具有浓厚的戏剧性,也为后世的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另一方面,作为严谨的历史记录,虚构的故事又显得荒唐了。

   举两个读者熟悉的例子。《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般看来,这显然是孔子见逝水东去不返,由此而生的感时之叹。然而细读《集释》却发现:这基本上是魏晋时代特有的读法,汉宋儒者的理解皆与此不同。扬子《法言》将其中的“逝”读为“进”。一字之转,意趣已别。在扬雄的理解中,这句话讲的根本不是什么对岁月流逝的慨叹,而是对“源泉混混”、“盈科而后进”的流水所象征的进德不息而有本的赞颂。这种解读与《孟子》对水德的赞美正可互释。朱子《集注》的解释虽与汉儒不同,但基本意趣却是一致的:都以“不舍昼夜”为君子修身进德的象征。进一步考察,我们将会看到这一貌似琐细的差别,其实竟透露出了一个思想史上的重要线索:魏晋时代有着绝异于汉宋两代的独特的时间观和具体的时间感受。

自从《史记》问世以来,历代很多学者对赵氏孤儿的事情进行了考辨,今天我们就看看学者们的考疑。

   又《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一语出自《诗经·鲁颂·篇》。郑玄将“思”读为“思遵伯禽之法”,颇为后人诟病。程树德《集释》引《项氏家说》曰:“思,语辞也。”清人俞樾亦以项说为是。由此可知,以“思”为“思虑之思”恐怕是误读。《篇》共分四章,每章八句,其直接的内容是讲牧马。前三章与“思无邪”相对应的分别是“思无期”、“思无疆”和“思无”。三者都与所养之马的状况关联甚切,惟独“思无邪”一句来得突兀。《集释》在“别解”条下引“郑氏《述要》”中的讨论,指出:在《诗经》的具体上下文中,“思无邪”中的“邪”字当解作“虚”字。与此相关,孔子所说的“思无邪”,指的也就不是“诗三百”中内容皆不涉邪辟,而是说“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也就是说,《诗经》各篇都是诗人的由衷之言,是其真实情志的流露。这种解释与“兴于《诗》”一句可以相互发明:正因为“诗三百”为真实情志的表露,才使读之者能有所感发兴起。

首先说几个引用《史记》说法的。

   真正有收获的阅读和有价值的写作不可能在一种对待文本的轻慢态度中产生。然而,轻慢正日益成为我们时代的精神实质。轻慢寓于书写生活的每一个侧面:在学者的引证中;在译者的译文中;在编者的排版校对中;在作者无节制的自我表达中。汉语书写正不断地以各种方式直接和间接地诱发着汉语言说者的不敬。

西汉刘向《新序》卷七《节士》和《说苑》《复恩》篇都延续了《史记》的说法。限于篇幅,就不引用了。

   在上世纪汉语文化的展开中,这种不敬早已积聚为某种亵渎的惯习和冲动,遥遥地指向一种根本性的破坏前景。

东汉思想家王充《论衡》卷二《吉验篇》:

   甚至在那些以彰显伟大为目标的艺术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亵渎的惯习和冲动的下意识流露——比如去年秋天火爆京城的《赵氏孤儿》。在田沁鑫的改编中,庄姬之通赵婴(赵盾之弟)成为赵氏悲剧的枢纽。这一改编使得纪君祥以《史记·赵世家》为依据写成的《赵氏孤儿大报仇》,与《左传》中截然不同的记述拼合起来。实际上,这两种记述是根本不能并存的。

晋屠岸贾作难,诛赵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遗腹子。及岸贾闻之,索於宫,母置兒於裤中,祝曰:“赵氏宗灭乎?若当啼。即不灭,若无声。”及索之,而终不啼,遂脱得活。程婴齐负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时,韩厥言於景公,景公乃与韩厥共立赵孤,续赵氏祀,是为文子。当赵孤之无声,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赵文子立,命也。

   《史记会注考证》引清人赵翼的考证,指出了《史记》中相关记述的牾难通,并以《左传》为依据,有力地证实了程婴、屠岸贾等人物事迹的无稽。其中最令赵翼不解的是:“《史记》诸世家,多取《左传》、《国语》以为文,独此一事,不用二书,而独取异说。”而他的答案“信乎好奇之过也”,则在根本上错过了一个可能引出有关历史书写本质的思考的问题。赵翼的困惑从反面向我们表明作为古之良史的司马迁与任何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的根本不同。对于这类“历史学家”,福柯的描述再精当不过了:“他不容许任何东西高于自己。在他对整体知识的欲望下面隐藏着的是他对可以用来降低一切事物的秘密的寻求:‘卑下的好奇心’。历史学来自何处?来自常人。历史学向谁发言?向着常人。它的话语极像煽动家不断重复的蛊惑……作为这煽动家傀儡的历史学家的回声清晰可闻:‘没有任何过去的时代比你的当下更伟大。通过我巨细靡遗的博学,我会消除你的迷惑,将所有历史上的伟大都转化成琐碎、邪恶和不幸’。”《史记·赵世家》的“无稽”无论如何都不属于无聊的“好奇”,它应该被理解为某种拒绝卑琐的努力。如果没有太史公的“采摭”,我们将错失一个何等伟大的故事,而这一错失也将意味着某种构想伟大的能力的缺失。

作为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王充敢于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权威挑战,这在历史上是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但在这里他还是宣扬宿命论“赵文子(即赵氏孤儿赵武)立,命也”。

   话剧《赵氏孤儿》的问题显然不在于将两种不能并存的历史记载拼合起来的做法,而在于这一拼合背后潜藏着的冲动:任何素朴的伟大本身都是令人怀疑的。因此,《左传》中那个悲剧性的君子——赵盾,在话剧中只能以那样无奈而又苍白的面孔出现。在这里,真实和戏剧性的诉求聚成同一焦点。一方面,真实就意味着直接性的现实,而直接性的现实中怎会有不被欲望沾染的正直?因此,一切正面的表达都要经由对其背后的欲望的解读,才显得够真实;另一方面,戏剧性就意味着冲突,由此,抉择的困境,特别是面对牺牲时的进退维谷,成为要格外突显的内容。在这样的戏剧视野中,任何素朴的正直、任何决然的牺牲都只能如面具般苍白;而使之丰满起来的惟一办法,就是添加与欲望(特别是自然的生理欲望)和冲突(特别是取舍两难的内心冲突)有关的情节。

再说考疑的。

   这也是造成话剧版《赵氏孤儿》中那些歇斯底里的女性表达的原因。要举出与此不同的女性形象,是再容易不过了。远的不说,只需看看侯孝贤《悲情城市》里那些在家庭的苦难中从容着、承载着的女性,就可以看出此类戏剧性的表达是何等的单薄。又,聂政刺侠累后,自去面皮,抉去双目。韩人暴其尸,购问其名,而无人能识。其姊闻而往哭之,曰:“此为聂政也。因不忍累我,故自毁其面。我焉能畏一己之诛,而埋没吾弟之名?”遂死其旁。(《资治通鉴》“安王五年”)。在今天的眼光里,还有人能理解这样的牺牲吗?

唐代鸿儒孔颖达,是孔子嫡孙,曾奉唐太宗命编纂《五经正义》,融合南北经学家的见解,是集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大成的著作。《五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和《左传》。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汉语文学中“颂”的传统遭到了彻底的摈弃。在那种简单得近乎无知的头脑里,“颂”就意味着政治性的颂歌——某种政治的宣传,而“颂”的文学就必是为政治和统治者服务的。进而,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和文学创作就必须在根本上斩断与“颂”的关联。然而,就是这样一根筋式的观念,竟植根于二十年来文学革命的深处。

他在《春秋正义》中论述赵氏孤儿:

  

《史记》又称有屠岸贾者,有宠于灵公,此时为司寇,追论赵盾弑君之事,诛赵氏,杀赵朔、赵同、赵括,而灭其族。案:二年《传》栾书将下军,则于时朔已死矣。同、括为庄姬所谮,次年见杀,赵朔不得与同、括俱死也。于时,晋君明,诸臣强,无容有屠岸贾辄厕其间,得如此专恣。又说云:公孙杵臼取他儿代武死,程婴匿武于山中。居十五年,因晋侯有疾,韩厥乃请立武为赵氏后。与《左传》皆违。马迁妄说,不可从也。

   在一个对“颂”的精神实质有着如此深刻的误解和隔阂的时代,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中的某些方面,就显得尤为可贵了。在我看来,这本小说是现代都市生存的自我歧裂的缩影。这种歧裂根源于凡俗的生活中不曾熄灭的对伟大的渴望:“我必须要有一位英雄做祖先,我不信我几千年历史中竟没有出过一位英雄。没有英雄我也要创造一位出来,我要他战绩赫赫,众心所向。英雄的光芒穿行于时间的隧道,照亮我们平凡的人世。”在这样的渴望和冲动中,我们可以看到“颂”的精神以何等的光耀在王安忆的笔下现身:

他在这里根据《左传》,说故事发生时,赵朔已经死了,而且当时晋景公还算英明,不应有屠岸贾这种跋扈的臣子。因此,他说:“与《左传》皆违。马迁妄说,不可从也。”

   我祖先在我想像之中,冬眠一样蛰伏而过六百年。……他们的头脑和心都盲目着,他们的骨血却渗透着一个等待大王的希望。这六百年里,我祖先中没有出过野心家,所有野心都凝聚为一个念头——等待大王。……这其实是大王传说的漫长的序言,草原上一传十,十传百。关于这神的特征将在大王身上一一实现。关于这神的美德也将由大王一一体现。……人们将天上的云,地上的风,全看作神旨的显现……其实那不是神,而是大王的先身。……大王的生命之灵疾风般行走在草原,即将凝聚成形。大王的生命之灵如雨云般扫荡在天空,即将凝聚成形。……如今大王即将降临,太阳就要升起。“神的意志”的说法渐具形骸,这形骸便是“最高真理”。

苏东坡,我衷心喜欢的文化天才,也在《东坡志林》里论述过该事:

   伟大英雄的灵魂在草原的颂歌中凝聚成形。“英雄其实是人类一百年,一千年的精华果实”,英雄只有在对英雄的渴望和期待中才能诞生。当一个民族的所有歌唱都唱出那惟一的呼唤,这个民族离它的“最高真理”的诞生就不远了。《纪实与虚构》中关于成吉思汗的叙述是以《蒙古秘史》为依据的。这部七百多年前某个佚名的伟大作者撰成的历史,如今被已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王安忆的叙述既非学者式的引证,也非任何意义上的翻译,而是一种真正的创作。这一创作的真正价值不在于道出了什么“新”的东西,而在于在一个如此平庸的生活世界里,居然能丝毫不减成色地再现这部伟大历史的精神实质。

《史记》:“司马穰苴,齐景公时人也。”其事至伟。而《左氏》不载,予尝疑之。《战国策》:“司马穰苴,为政者也,闵王杀之,大臣不亲。”则其去景公也远矣。太史公取《战国策》作《史记》,当以《战国策》为信。凡《史记》所书大事,而《左氏》无有者,皆可疑。如程婴、杵臼之类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诬,抑不在春秋之世,当更徐考之。

   《文心雕龙·颂赞第九》曰:

他认为,司马迁写《史记》的战国部分多采纳《战国策》。凡是《史记》所记的大事,《史记》有而《左传》没有的,都可疑。例如程婴、公孙杵臼的故事。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故事兼变正;颂主告神,故义必纯美。

洪迈《容斋随笔》卷十《程婴杵臼》:

   颂是对历史英雄的赞颂,从而也就意味着对未来的英雄的呼唤。颂在根本上是一种构想伟大的能力。

《春秋》于鲁成公八年书晋杀赵同、赵括,于十年书晋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记》乃有屠岸贾欲灭赵氏、程婴、公孙杵臼共匿赵孤,十五年景公复立赵武之说。以年世考之,则自同,括死后,景公又卒,厉公立八年而弑,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婴、杵臼之事,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时风俗无此也。

   在《文心雕龙》代表的传统中,颂是人在神明注视下的庄严告白。因此,它只出现于人的一生中那有限的几个最为庄严的时刻。颂声在这样的时刻里成为人的内心中涌出的种种静穆斋庄的外在形式;而获得了形式的诚敬,则将因这片刻的绽现回荡于人的一生(“夫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颂意味着一种提升的力量,它指向一种高不可及的存在:正因为高不可及,它才成为一种不息的出脱凡庸的驱力;又由于它指向的是一种存在,它就会不断地在现实世界中具象化自身。我将颂所指向的高不可及的存在与日常生活的庸常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孔子对文与质关系的复杂表述的实质内涵。

洪迈也从《春秋左传》考证,认为年代不对应。“其乖妄如是”。还认为程婴、公孙杵臼之事,乃战国侠士刺客为了宣扬忠义气节所编造的。

   在今天这样颂声绝响、风雅失正的境况里,凡庸卑琐被习以为常,进而被当作惟一可能的“真实”人生。这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在今天大陆的影视文化中,不仅绝难看到真实可感的善良和正直,甚至连那种有“品格”的恶也难得一见(比如《无间道》II中的倪永孝,他的恶在本质上竟是孝的极端化)。在这样的境况里,我们连球迷都做得那样缺乏想像力和建设性。在我们的主场里,几乎没有任何有正面感染力的节奏付诸音声(有的只是几首无论节奏和内容都不知所云的群众性合唱歌曲),从而真正有效地应和并唤起球员的激情以及对胜利的渴望。倒是起哄和宣泄反能做得众口一词、激情洋溢。前一段儿国奥队失利以后,郝海东说了一句接近问题实质的话:我们的足球文化不行。换言之,即使在足球这样不相干的游戏上,“礼崩乐坏”的局面也已经展露无遗了。

后来又有王应麟《困学纪闻》、张尚瑗《左传折诸》、清代赵翼《陔余丛考》都认为《史记》所记载不足为信。

   偶然翻宋元人注的《春秋三传》,至“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一节,忽然对孔子作《春秋》何以要绝笔于获麟的问题发生了兴趣。朱子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挺有趣:“大概出非其时,被人杀了,是不祥。”这就是说,孔子之绝笔是因获麟一事的不祥所致。实际上,围绕着麟出而死这件事,还有另一相关的问题:究竟是孔子有感于麟出而死才作了《春秋》,还是《春秋》书成才感致麟出的祥瑞?书成致麟的说法,实际上是要给春秋乱世而有麟出的祥瑞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程明道对这问题颇不以为然:春秋虽是乱世,但既然孔子这样的天纵之圣都出得来,出个把麒麟又算得什么?因此,真正的问题就出在绝笔获麟和感麟而作之间。一个停笔,一个动笔,看起来好像不能并立。但细一想,也就有了答案:麟出而死在孔子看来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所以既因感麟而作《春秋》,又因对获麟以后的时代的绝望,而绝笔于此。孔子作《春秋》以垂世,是很有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思的。

不过,也有持保留意见的学者。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获麟在孔子心中的意义。“麟为仁兽,圣王之嘉瑞”,也就是说,麟象征着某种根源性的价值。因此,真正令夫子震动的其实是获麟这种行为背后的潜台词:仁这一根源性价值真的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如果说孔子绝笔于获麟,是绝望于最高价值的贬黜;那么,今天的境况则是,价值本身在人生中的意义也已经被根本地动摇了。“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使夫子生于今世,不知更作何想?

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

  

言杀赵同、赵括、赵婴齐,《左传》颇略。然此赵氏之大事,必别有所传。赵之亡,去太史公近,文献必有可考。太史公时,书不存者多矣,遂谓之妄可乎?如此事赵氏所由不絶,得以大于后世,茍有其文,何得削之?后世之轻议古人可恨也。按程婴、公孙杵臼之事最为无据,疑战国时任侠好竒者为之,非其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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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焯认为该事《左传》记载简略,必别有所传,司马迁离那个时代不算遥远,必当有参考文献,不可以妄论其书。意思是只有更多文献资料出土,赵氏孤儿的真伪才能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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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班也是持怀疑态度,认为“今皆不知所言何事,太史公当时岂《左传》之外便无所据乎?……甚矣!太史公之不为后人所容也。”他倒是坚决相信司马迁。

本文责编:chenhaocheng 发信站:沉思网(),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data/84251.html 文章来源:《读书》2004年08期

综上,历代学者们认为赵氏孤儿一事当从《左传》的为多,当从《史记》的为少。当然,要为此事下定论,还有待于更多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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