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棋牌游戏官网方法主义,问题与路向

进入专题: 方法主义   学术自立  

摘要:本土化议题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但作为一门有着本土渊源的学科,中国民俗学界对此较少讨论。从学术理路出发,结合民俗学的当下情境来看,民俗学面临着由传统民俗学向现代民俗学的学科转型,在此过程中本土化是学科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民俗学的本土化还面临着本土概念建构的无意识性与国际视野不够深、广、新的双重短板。民俗学本土化的探索和尝试,有待于学术共同体的继续努力。

关键词:本土化;国际化;民俗学;学科转型

作者简介:徐赣丽,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1967年生,江西宜丰人。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师从我国著名民俗学家董晓萍教授。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误入民俗学领域,至今仍沉迷其中。曾在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多年,获讲师、副教授、教授职称,现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俗学、文化遗产学、民族文化学等。目前为止在《民俗研究》《学术月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广西民族研究》《河南社会科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青海社会科学》《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西北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文化遗产》《比较民俗学》(韩国)等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独立出版个人学术专著2部,主编2部,参与编著6种,主持或参与国家级和省部级各项课题多项。

作者简介:张磊,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2017级硕士研究生。


渠敬东 (进入专栏)  

  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本土化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相较于社会学、人类学等相邻学科,国内民俗学界对本土化问题不太重视。在国内学术界热议本土化的背景下,民俗学需要反思自身学科发展有没有本土化的要求,即民俗学本土化的目的和必要性、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本文从当下语境来讨论社会科学本土化所应有的内涵,并反思民俗学本身的特征,指出民俗学需要由传统民俗学转向关注社会日常生活的现代民俗学,本土化是民俗学学科转型的必然选择,并由此反思民俗学本土化实践所带来的一系列相关问题。

金沙棋牌游戏官网 1

  一 如何理解本土化问题

  

  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从上世纪30年代孙本文、吴文藻等学者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到80年代港台学者对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倡导,再到如今国内学界和媒体对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中国特色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的美国化危机等问题的广泛讨论,近百年来不同时期都有关于本土化的倡议和讨论。虽然很多学者都采用了本土化或者中国化的说法,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各自对本土化的界定和内涵并不一致,甚至出现了大力倡导和尖锐批评的两极态度。

   方法主义是今日学界危机的根源

  有学者将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主张归纳为五类:一是学科引入/应用论,引介西方理论应用于中国。在社会学刚刚被引入中国时曾有过这样的讨论。二是理论检验/修正论,以中国的材料来检验、补充和修正西方理论命题。孙本文曾倡导过这一方向,八十年代重建社会学时也有人提过这类倡议;当然,八十年代的这种倡议更像是在特定意识形态影响下为保护刚刚重生的社会学科而采取的一种话语策略。三是问题意识本土论,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该体现独立的本土问题意识,不能盲目追随西方的议题潮流。四是社会/文化特殊论,核心在于强调中国社会现实与文化的特殊性,以梁漱溟为代表,强调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重视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五是文化/学术自主论,倡导实现文化自主与理论自觉,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以郑杭生为代表,提出要建立有中国气派的社会学。

   《文化纵横》:中国的社会科学形成与发展有一百余年了。不过,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似乎仍然缺少有关现实生活的、有理论含义的话语。今天的一个普遍情况是,无论是站台面上有话语权的,还是在做实际的经验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好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概念话语,更丰富、准确、深入地理解今日现实状况及其历史经验。

  本土化的主张中还有一类,从东西文化冲突和守护本土文化角度入手,强调要打破西方文化和学术霸权,争夺学术话语权,以及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应该谋求与自己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学术地位。对某些隐含着中西对抗意味的本土化主张,有学者提出强烈批评,认为这些主张反映的是对近代以来中国创伤记忆的自卑性抚慰以及天朝心态在学术研究中的延伸,由此指出,某些打着后殖民主义名义的本土化主张本质上是伪命题。

   渠敬东:说社会科学是一门有关经验现实的科学,倒也没错。不过,今天很多研究讲现实、说经验的时候,总带有一种漠然的眼光、冷冰冰的口吻,既不动心,也不动情,找不到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同情共感,也没有相似的命运承担。其间所谓的客观性,好像成了一种疏离感,越研究现实,距离现实就越加遥远。

  倡导学术本土化的学者们主要基于本土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西方理论在中国语境中适用范围有限、学科独立发展要求、面向中国现实需要等理由。面对西方话语的垄断地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率先掀起了社会科学本土化研究的热潮,其中以叶启政对本土化的思考最为深入,他对实证主义挂帅的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批评,认为需要走出方法论的面向,从认识论乃至存有论的面向上来思考本土化,指出中国化不是学术研究的区域化,也不是要与西方学术进行抗击,而是努力提升中国学界,使之能够被纳入到世界知识生产体系之中,为人类的文明企图于西方文化传统之外提供另一条可能的路径,本土化的意义在于可使源自西方之知识体系中的存有论上的种种预设,得以因从另一文化脉络为基础的身心状态去理解,相对地较有被披露、批评与重构的机会。

   我曾经在一篇访谈中说要小心社会科学的美国化,这并不是要反对美国的社会科学体系,而是说只拿美国社会科学表面上的那套制度照抄照搬,而全然不知这样的社会科学,是基于怎样的人心和文明基础,基于怎样的社会历史变迁,基于怎样的逻辑预设而形成和变化的。不关心这样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关心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所以很多研究,研究的对象似乎不像是活生生的人,当然,研究本身也不像是活生生的人做的研究。今天很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先把人看成机器,再用机器来做研究。

  面对当下日渐高涨的本土化呼声,有学者进行了反省。如陈映芳指出,对本土化或在地化的讨论,都是从西方中国的对立结构而来,并且社会科学在被引入中国以后都成为了以中国现实需要为导向,以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被窄化为为现实之需的中国研究,这样一来,缺乏对人类社会的命运和普遍问题的关怀和兴趣,故而也难以深层次把握社会理论的普遍性意义,无法真正地诠释本土社会的特殊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必要去质疑本土化论题和在此基础上提炼的特殊性知识对人类社会和社会科学产生的意义。因此,本土化与全球化、知识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这两对矛盾关系是思考相关问题首先要权衡的。

   这种情况,必然会造成你所说的“失语症”。究其原因,是因为社会科学从根本上陷入了方法主义的泥潭里,但人文学科何尝又不是呢?当哲学只剩下逻辑分析,史学只剩下材料和计数,恐怕最终也会沦于剩余学科罢。

  虽然学界对本土化的讨论并没有达成共识,但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大多数学者都指出了一个要点,即学术研究的本土化是在全球化语境下提出的。在当今社会,全球化与地方性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文化的混杂化在在所见,本土化的语意需要有新的理解。王宁指出,我们应该顺应文化全球化的大潮,同时在不损害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利用全球化来扩大我们文化的影响,通过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和对话使得中国的文化研究真正与国际接轨。从这个意义上讲,本土化并不应该是对西方学术的反动,而应是在扎实、规范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提炼、建构相应的概念和理论,在全球性的交流对话中不断完善,最终的目的应该指向对人类整体的关照和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在人类的知识生产中贡献力量。学术的本土化,不是中西方的文化对抗,也不是国内学界闭门造车,而应以国际化、全球化为参照,以求知为目的,只有全面了解国外学术界的动向,才能懂得何为本土所有,并在国际交流和对话中发现自己的独特性并发明自己的话语,进而为世界贡献自己的思想和知识。

   什么是方法主义?就是认为只要找到确当的方法,便能够发现和解析一切现实经验及其历史过程。今天社会科学更充分地表现出了这个方法论危机,而且更麻烦的是,这种方法主义的神话也已为国际学术界所尊崇,并一直严重地渗入在人文学科领域里,造成了学术整体的深层危机。

  二 民俗学为何要本土化

   方法主义的好处与现代社会的基本机制是相配合的。方法主义的第一个特点是明晰。从方法入手来做的所有研究,前提都是有一个明晰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任何事物只要明晰,就好懂易学,特别容易标准化。

  以上民俗学学科之外学者们对本土化问题的讨论,对我们是有启发性的;但中国民俗学也有自己的特殊性。户晓辉曾批评,那些建立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理论或民俗学派的主张,主要是出于对文化身份和国际学术地位丧失的一种担心或忧虑,本质上是一种情绪防御和固守本土主义价值观的一个必然姿态,而不是基于对学科发生、发展的内在过程的考察。在民俗学领域内讨论本土化,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从学理上反思民俗学有没有进行本土化的必要性。

   方法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可积累性。库恩曾讲过,在常规范式内部,我们可以不断调整范式的精微程度;有了一个现有的方法,就可以沿着原有的思路找到更精致的方法。这样的技术化,是可以层累推进的,越精致,越美妙,越会游戏化,越引人迷恋,越容易拿来自慰。

  本土化从字面意义理解本身就隐含着一层外来知识体系逐渐进入本土社会的涵义,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内,民俗学通常被认为是最具本土色彩的学科,因为从学术渊源和研究范式上来看,与社会学、人类学等西方舶来品不同,民俗学在学术渊源上承接了中、西两种学术传统。作为学科概念的folklore一词是1846年由英国学者汤姆斯(W.J.Thomas)提出的,原意即是民众的知识,在初期被视为一种研究人类蒙昧时期和野蛮时代文化遗留物的学问,英国早期的民俗学家博尔尼(Char Lotte Sophia Burne)在《民俗学手册》中强调民俗学的重点在于关注人们的精神活动与心理表现。这一套学科概念和知识框架本身源自西方,而进入中国以后与中国的本土概念民俗相对接,作为学科概念的民俗学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本土概念的民俗或风俗之间产生了混杂。许多民俗学者在回顾中国的民俗研究史时,都会上溯到周天子观风问俗的时代,似乎在学术渊源上民俗学承接了数千年的采风传统。中国民俗学由歌谣征集运动发端,国内学者还一度将folklore翻译为谣俗学,与中国古代观风问俗有了更为贴近的联系。赵世瑜指出,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民俗学,其诞生既承接了中国历史上重视民俗现象的学术传统,又受到了西方民俗学知识传入的影响,前者是学科产生的学术基础,后者是其思想动力。在相当长时间里,民俗学关注的内容都集中在口头传统、民间文学方面,民俗学者们也一度希望能够发掘以往被轻视的底层民众的口头传统,从中发现能够用以构建新的民族精神的资源。民俗学曾深受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的影响,是建构民族国家精神的学问。与人类学的异文化视角不同,民俗学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即在于对本土文化的自我表征,从研究对象上来看,民俗学所关注的都是最具本土特色的内容。户晓辉也指出,民间文学是外来理论与本土传统相互碰撞和对话的产物,本身就天然具备中国特色。从学术范式上来讲,传统的民俗学研究范式,沿袭采风的做法,将一种民俗文化事象,从生活情境中抽离出来进行静态描述,并对民俗事象追本溯源,总体而言是一种向后看的历史取向的研究,并且重资料搜集、描述而轻分析、阐释,这种学术范式的确立与中国本土的人文学术传统密不可分。从这两个角度说,民俗学似乎具有天然的本土性,并不需要讨论本土化。

   第三个也是最致命的特点是,就是方法主义可以建立一种迷信:似乎越能够寻得一种精巧的方法,就越有信心把握住我们全部的生活经验。常规方法最容易标准化,因而也最容易与科层制的学术体制相结合,成为衡量和评价学问的尺度和准则,由此再形成一套对学问的技术治理标准。如今的科研积分、大学排名、论文指标、学生绩点这一套技术治理的标准,都是从我们对方法的迷信中推展出的系统性体制。

  如果民俗学只想延续本土生发的历史取向研究路径,那么就不存在本土化的需求;但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剧烈变迁,传统的民俗学面临严重的困境:一方面传统社会秩序与民众生活方式的变迁使民俗学原本的研究对象日渐凋零。另一方面,民俗学原有的对民俗文化事象进行静态描述的学科范式面对当前剧烈的社会变迁没有足够有力的学科解释力和话语。而且,与其他学科相比,民俗学学科的发展历程更为曲折:受学术环境与学术倡导者的意识因素影响,也受政治环境与学术体制影响,民俗学在学科定位上一直暧昧不明,摇摆不定;面对纷杂的民俗事象,民俗学者们对于民和俗这对学科基本概念的把握与认知,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关于民俗学的对象、研究范围等学科基本问题的争论也不绝于耳;面向日常生活的整体性研究仍在艰难探索之中。

   第四,方法主义的影响不只是存在于学术界内部,它最容易变成纯粹的工具,权力的维续和资本的扩张都喜欢它,需要它。方法主义没有独立的人生体验和认识观念,因而内在地有一种被控制的欲望,并从中获得自我实现的快乐。方法主义的核心本质,就是调动了崇尚者最基本的一种激情:方法直接转化成工具,进而直接转化成收益,最终直接转化为“名”和“利”。

  面对这种危机,国内民俗学界一直在反思如何推动民俗学学科的转型,探索新的研究方向与研究范式。就当下而言,民俗学面临着由传统民俗学向现代民俗学的转型,这是讨论民俗学本土化的背景,也是其必要性的来源。关注日常生活、强调解析生活意义的日常生活转向是现代民俗学发展的一个可能路径,即将学术目光投向日常生活整体,关注当下、关注情境性和过程性,从对文化的意义阐释转变为通过文化来解读生活的意义。反观国内民俗学界推进学科转型所做的努力,可以发现众多学者倡导现代民俗学的立论基础并不仅仅来自于学科的本土传统,而是借鉴了国外民俗学发展的经验,引入了国际学界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民俗学的发展需要与国际同行交流,这既是一条捷径,也是必由之路。从这个角度看,民俗学转型需要借鉴国外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和经验,那么本土化问题自然摆在了国内民俗学者的面前。简言之,民俗学的本土化议题与学科转型之间有内在的实质关联性,二者根本上是一致的:本土化是学科转型的路径,学科转型是学科本土化的目标。从学理上来看,民俗学的本土色彩与民俗学学科的本土化要求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民俗学所面临的学科转型使得本土化成为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

   最后也是更为本质的是,方法主义对人心的损害。方法主义的一个最大的悖谬,就是以“均值”为基础的方法,最终将操作方法的人变成均值,变成平均价格。整个世界的单极化,使得方法主义大行其道,政治、道德、人对生活的内在关切——所有这些真正能够激发人性的怀疑、热情、体验和理性的力量,对于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是越来越微小了。迷恋方法的人,把自己锁在电脑的硬盘里,去观察、解释和构想整个世界,在文字和数字游戏中让人心泯灭。以方法作为整个学术的评价尺度和思维方式的时候,人们看待世界的种种不同经验和立场之间,其实也就没有了实质差别。

  三 民俗学转型与本土化实践的努力

  

  民俗学作为表征本土文化的一门学问,其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本土性自然毋庸置疑,但问题是,面对社会文化的变迁,迈向现代的民俗学应该关注什么?国际学界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启示?在议题的选择上如何能够既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又与国际学界对话和交流?在理论与方法上,我国既有的学术传统中有哪些可以继承,国外学界有哪些值得借鉴学习并如何结合我国当下的社会情境?在学术范式上,如何从传统民俗学擅长的类型分析转向对民俗文化的解释分析?如何从朝后看的民俗学转为朝向当下、朝向未来的民俗学?这些都是民俗学在转型和本土化过程中无法避开的问题。户晓辉曾指出,我们应该排除民族主义情绪和本土主义价值观的干扰,充分学习和借鉴国外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和视野来认真整理、反思中国的研究资源,寻求中外研究的视野融合效应,并且要倡导学术研究的专业化和规范化,以便与国际学术界沟通和对话,其思想也代表着国内民俗学界在民俗学转型与本土化的学术实践上所付出的努力和进步,然而尽管如此,对于民俗学如何实现现代转型和推动本土化这一问题,目前尚在探索之中。

   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远远不够

  学术议题不够前沿、对社会文化变迁解释力不足等问题是制约中国民俗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一部分学者的目光仍然落在文化遗留物上,甘于做资料学,而对鲜活的社会生活现实缺乏兴趣和热情,对社会文化的变迁缺少积极回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民俗学在学科体系中的话语权。因此,推进民俗学的现代转型,就要更新民俗学的议题,提升学术话语对社会生活的解释力。近年来,一批学者倡导在社会变迁的视野下重新调整民俗学的关注对象,同时也是更新民俗学研究议题的一种呼吁。如高丙中认为,民俗学应该将民的范围重新定义为公民,民俗学的价值即在于重新思考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理所当然,民俗学在新时代下应该成为开创公民日常生活的文化科学;周星认为,当代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剧烈变化,生活革命使得现代社会的日常得以不断刷新,他提示中国民俗学的现代转型应该直面和正视当前中国城乡民众最为基本的现代日常生活,尤其要对普通百姓作为生活者究竟是如何在其各自全新的现代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创造出人生的意义予以足够的关注;徐赣丽则指出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背景下,民俗学研究需要从琐细的、静态的民俗事项研究,转向特定语境下的文化整体研究,民俗学关注的内容也应该从民间文化转向大众文化,并注重现实参与性,朝向社会主流大众生活方式。

   《文化纵横》:如你所说,方法主义确实在人心、制度、学术乃至文化上构成了诸多问题,是当今社会科学的危机之源。但学者们迷恋的这些方法,据我所知大多也都是舶来品。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社会科学家们大多都援用西方的概念来理解和分析我们自身的经验现实,你是否认为我们必须超越这样一个尾随的阶段,才能真正创造出自己的学术话语?

  与社会学和人类学不同,民俗学以关注本国民俗为任务,民俗学也比较缺乏共同的世界性的理论方法体系。有民俗学家指出,民俗学经常被近邻学科视为只有学科建构,没有理论建树,原因在于,民俗学的浪漫主义起源使其成为民族国家的学问,目的在于建构民族国家认同,对追求超然和具有普世性的理论不甚积极,并且民俗学在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学术体系内滋生和成长,较难形成自由质疑和批评的学术氛围,较难形成有效和大面积的国际学术交流,自然也就难以形成世界范围内共享的理论和概念。一方面,民俗学本身理论积淀并不丰厚,重描述、重分类而轻解释,现有理论和概念比如本真性和认同等,都是来源于其他学科;另一方面,面对流动性日益增强的社会生活,作为本学科核心概念之一的传承,明显地束缚了民俗学研究的手脚,如果民俗学者仍然只关注传承三代以上的文化事象,那就可能对民众丰富多彩且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缺乏敏感性。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引介了一些国外的理论和概念,比如杨利慧、安德明、王杰文等介绍了表演理论,西村真志叶、周星、吴秀杰、王霄冰等分别介绍了日本和德国的民俗(学)主义,都希望能够借此来推动中国民俗学的研究转型。在方法上,传统民俗学的采风方法,对民间口头传统进行搜集、记录、整理、分类,已经逐渐让位给外来的更具专业性和规范性的田野作业方法,强调对民俗生活和民众的情感要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研究。当代西方民俗学界的新概念,比如表演语境等,确实给中国民俗学界注入了新鲜血液,中国学者也逐渐开始注重语境、过程、表演者,开始从向后看转变为朝向当下,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些概念的引入让中国民俗学尝试走出文本研究和对民俗事象追本溯源的历史研究范式。

   渠敬东:容我先讲清楚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差别。特别是,对于以教化的情理机制为核心来确立秩序的中国社会来说,社会亦是文化意义上的。费孝通先生在临终前写过一组小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本质来说是人文科学。这句话虽不意味着社会学可以直接等同于人文学科,但社会科学若没有人文性,不关心人性和文化,不关心人性得以敞开的各种丰富的维度,就不可能理解中国人真正的生活。费老还说过,社会科学不一定非得要确立极其明晰的概念,因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需要意会,需要体悟,需要修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去寻找真正能够把握中国现实生活的概念,甚至这种概念的内在气质,也需要我们从文明的传统中去领会和挖掘。

  虽然在这些方面我国民俗学人已经开始进行探索和尝试,但是这些努力还没有成为整个民俗学界的共识,从国外引入的理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我们原来对民俗学的认识,但民俗学作为民族国家的学问,每个国家的民俗学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仅靠引介国外理论远远不足以推动民俗学学科转型的完成。

   不过,时下常见的一种批评是,我们用西方的概念来去衡量中国,就像拿一把蹩脚的尺子来度量和解释中国的现实。这种批评本身也是皮毛之见,并没有看到今天我们真正的社会生活构成其实已经是相当复杂的了。就好像中古社会的佛教是其社会的核心构成要素,那么拿佛教来理解中国人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能说单靠这样的理解是不充分的而已。因此我们要重新追问,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西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社会学科大量使用西方概念可能产生的误区,首先在于对西方的概念没有真正理解,而不是一味地去抱怨用西方的概念来衡量中国。

   中国有多样化的传统生活,不止有经学讲的那些原理,还有历史本身的不断变化;我们也有多样的现代生活,包括中国自身传统转换出的现代性和整个世界体系带来的现代性,以及今天与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相沟通而构建出来的部分。此外,发自于自身的自我认识、社会连带中的情感体验,以及对于共同世界的构想,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对中国现实经验的理解可能。因此,所谓西方,或者是更多样态的他者的经验生活,并不一定与我们是截然对立的,相反,甚至已经成为了我们经验世界本身的要素。不过,所有这些要素必须要经过重构,才能形成一种秩序,才能让我们感到心安。而这种重构的能力和动力,恰恰要从我们的内因中去捕捉,去培养。

   就西方来说,他们使用的概念也是要不断基于自身文明的变化而加以扩展理解的,我们不能仅凭杜撰一个典型的西方,就来说中西如何不同。对于今天的社会科学家来说,不断赋予概念以新的含义,拓展对于西方文明之基本理念及其演变机制的理解,是学术思维中首要的和必须的工作。方法主义则全盘放弃了这项工作,还自命不凡,说什么理论谁都可以搞,谁都可以教,理论不等于经验,经验远高于理论……殊不知,一个人若不知自己思想的来源和特质,就会变成一只学舌的鼓噪者,一种学问若不知自己的生身血脉,也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孤儿。对别人的先辈不尊重,谈何敬畏自己的祖先。拿预设的立场做判断,向幻想出来的敌人宣战,这不是审慎平和的学者风格。

   对西方文明体本身,甚或是其他文明体,我们不进入它的观念结构去理解,也不进入它的现实经验去理解,不把它的各种体制制度作为整体历史来研究,来对比,这三点缺失以后,就不能审慎地发现其内在的理路和矛盾。在面对西方的概念时,便会或者奉为圭臬,亦步亦趋,照抄照搬,或者全盘拒斥,手拿红缨枪,摆出一副要死要活的架势。在现代体系中,社会科学若没有对西方现代历史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修养和积累,就谈不到对西方概念体系的理解、批判和反思,在中国文明走上现代变迁道路的转折、调适和再造中,更谈不到我们如何能够找到我们理解自身的概念和价值。

   从理论、历史和经验现实三个层面理解西方,要着重于两个基本点:一是要去努力认识一种文明内在构成的最高的理想形态,即这种文明在它的不同时代里所期望最好的生活形态是怎样的?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人们的体验是怎样的?人性的状态是怎样的?二是要特别关注西方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现时代的根本困难是什么?有哪些危机存在?寻找过哪些办法来化解这些危机?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都既有其好处,又有其难处,别人总是自己的镜子,识人,方能自识啊。

  

   以“情理之辨”去寻找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

   《文化纵横》:如你所说,识人与识己的关系确实是辩证的,不过,识人的目的,依然要回到自己的身上来。而且,你一开始就提到,今天整个世界的学术都受到了方法主义的严重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是否西方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呢?我们的社会科学又如何确立自身的认识论基础呢?

   渠敬东:没错,今天的西方学术也遇到了很严重的挑战。我前面说过,知晓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生活,与知晓他们的现实矛盾和危机同样重要,这需要将理论、历史和经验三者结合起来。本质而言,我认为所谓的理论,就是一种合乎道理的、对于最好的生活方式和最好的政治构建的理解、期待和想象。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构建美好生活方式的讲法和愿望都会有所调整。因此,对中国本身的理解,也要从这三个方面出发,不断去追溯我们曾经历过的不同历史时代中最好的社会理想,人们构建它们的方式,以及遇到的重重危机。

   中国文明之“本”与“变”,这一问题关乎思想与历史的关联,社会科学可以找到和人文学科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它、处理它,但绝不能置之不顾。如果无法还原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一个具体的人如何去感受他在观念和社会生活中所体会到的善好与艰险,我们又如何构想今天现实中美好生活的可能?一切经验现实皆为历史的产物,倘若没有对以往美好生活的想象,没有对任何历史和现实的限制性条件的认识,没有面向世界的知识准备,就无法通过中国与其他文明的对比,来理解我们今天的经验生活之本质,以及通向未来的可能。

   章太炎先生曾说,现代中国学术,只有两个真正意义上的总体学科:哲学与社会学。哲学讲人们文明构成的基本原理,而社会学处理的则是一切经验的总体。若在这两个面向上回到中国本身,就不能跟在别人后面学步效颦,也不能天天照着镜子说只有自己好看,只有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文明本原、历史变化和现实经验里去,才能真正使社会科学乃至学问本身走出困境,找到理解自身生活的感受和话语。

   对学问来说,方法论永远是第二位的。好的社会科学,一要“讲理”,讲人们生活的道理,构建生活的结构机制是什么?世风民情是什么?对这种生活的内在理解是什么?二要“动情”,人若没有感同身受的能力,没有与社会周围的感情连带,他怎么会尽可能地去包容这个世界呢?方法主义的最大麻烦,就是让研究者的情商变得极低。

我在教学中感觉到的最困难的一点,就是今天即便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学生,面对他们的调查对象,总是一股脑地把所有的抽象概念和意见砸给人家,却无法设身处地去想象和理解人家的实际生活。你没有能力理解你研究的经验对象,也没有能力去理解历史中曾经存在的那些人的经验。因此,当下读经典的第一要务,不是为了激扬文字,弘扬理想,而是用那些经典作品恢复我们感知世界的元气,恢复我们的情感和理智。我们要细致辨识和体味那些历史上留下的经典文献,那些细微而丰富的感情与激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渠敬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方法主义   学术自立  

金沙棋牌游戏官网 2

  • 1
  • 2
  • 全文;)

本文责编:天益综合 > 学术规范 本文链接:/data/98668.html 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6年4月刊

本文由金沙棋牌游戏官网发布于头条新闻,转载请注明出处:金沙棋牌游戏官网方法主义,问题与路向

TAG标签:
Ctrl+D 将本页面保存为书签,全面了解最新资讯,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