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宋教仁,修远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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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云飞   张耀杰 (进入专栏)   高全喜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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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在这一百多年发生着根本转型和更化复兴,是无可置疑的巨大事实。在这一根本转型和更化复兴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大且最有影响力的政治组织和行动主体,也是无可置疑的巨大事实。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文明这一承前启后的主要的实践主体和创造主体,也是其他参与其中的实践主体的领导者。中华文明正处于伟大的创新性复兴阶段,在这一阶段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文明的关系,探索他们相济相生的关系,对于中国未来具有直接的意义。此文力图在中华文明一百多年转型、更化和复兴的真实历史中揭示他们的本质性关系。

  观点辑要:

  

  【要点1】宋教仁是孤独的先驱者,他觉得将来中国革命成功后恰恰有可能是革命党人自己推行专制独裁,所以得出不同设计:革命后马上实行民主宪政,并且实行责任内阁制、政党内阁制,用这个办法限制任何个人的专制和独裁。为此,1911年底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中国组织革命政府时他们发生了争论,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孙中山主张实行总统制。

   引言

  【要点2】宋教仁所设计、追求的宪政理念:第一,中国必须实行宪政,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和参政权。 第二,重视议会和政党的作用。第三,主张英国模式: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宋教仁的用议会、和平的手段推行政治主张在推崇武力的时代显得非常珍贵。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要点3】民主宪政的根本东西是自己的定位,自己要不要服从宪法,自己要不要限制自己的权力,而不只是限制别人的权力。这方面不管孙中山、宋教仁、梁启超还是袁世凯都是不合格的,自己屁股要坐在权力位置上,想着怎么限制别人,这种思想不是宪政。

   马克思的这段话语,还原了19世纪欧洲人的精神世界,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结合彻底地颠覆了旧欧洲封建体系,也使得民族国家化的新欧洲成为现代世界秩序的主要奠基人。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描绘的,从1789年到1914年,欧洲经历了“漫长的19世纪”,一轮轮战争、革命、工业科技进步、对外扩张的浪潮前后交叠,伴随着铁与血、金钱与武器、观念与力量、意识形态与组织体系扩展全球。与这一过程相伴,横亘在欧亚大陆的各大巨型帝国相继土崩瓦解,一些古老文明的影响范围日趋缩小,或者逐步碎片化。与此同时,却也有一些古老文明内部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产生了一些可以应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危机双重挑战的新政治主体。这些新政治主体既从西方,从工业化浪潮,从无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汲取新的知识体系、新的组织方法和新的生产方式,也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实现了对内部社会成员的团结和动员,发掘和重塑了文明内在的普遍性意涵。

  【要点4】 辛亥百年历史刚开始的三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11年是革命之年,以武昌革命为代表的革命过程导致了一个传统的、旧的帝制开始向一个现代国家转变;1912年是国家构建之年,中国从古典的皇权专制到共和国的演变,比较和平的完成了中国版的“光荣革命”。1913年开始建设国家。但是在那样一个关键时期发生了宋教仁被刺案,使中国现代化国家构建进程发生逆转。

   中华文明就是在20世纪中实现了革命性重塑的古老文明的代表;而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新的背景下团结和整合中国社会,保持国家独立,并使得中华文明得以重塑和发展的新政治主体。

  【要点5】 1913年的宋教仁被刺案,标志着中国从革命到建设现代中国的道路终止了,一个新型的党国体制逐渐开始孕育。1927年国民党建立国民党体制,1949年共产党建立了共产党体制。这个道路与宋教仁所主张的国家建设、议会斗争、立宪政治、基于民权的政体相违背。即使走过了一百年,这一百年的政治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倒退,终究绕不过宋教仁,还要沿宋教仁的道路再走一遍。

  

  【要点6】 如何看待宋教仁案?史学界对宋教仁究竟是袁世凯刺杀还是国民党力量操控一直有争论。放在中国政治历史演变中,厘清这个案子的事实本身并不重要,而当时的政治家如何对待宋教仁案更重要。究竟是以司法的形式、以一个现代国家的法律判决形式追究宋教仁案;还是主观判断假定谁杀了宋教仁,无视法律权威,通过武力诉求解决,这个有很重大的意义。

   中华文明的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生

  

   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之前,旧中国的传统精英就进行过一系列的救国探索。洋务运动依靠的是以汉族士大夫为主的官僚精英,戊戌变法体现着中下层士人知识分子的努力,同盟会运动和辛亥革命中则可以看到士绅、商人和新军事集团半心半意的合作或默契。1910年代,政党政治和宪政运动兴起,这些与旧时代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各路精英,意识到需要建立新的权力架构与合作模式。

  迟云飞:宋教仁的宪政思想

   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西方的宪政民主体制是一个非常值得效仿的榜样。宋教仁就是中国学习西方宪政体制的代表。为了壮大政党实力以便执政,1912年8月,在宋教仁的大力推动下,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合并为国民党。宋教仁坚持的路线,重点在于民权建设,对于社会革命却并无意愿,其主导的政党也主要围绕着议会进行活动。

  

   事实证明,这一政治方案是失败的。缺乏社会整合做基础的政党,是无法处理大革命时代各种新旧精英之间矛盾重重、分利不均、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分裂严重的局面。没有社会整合,就不会有人民公意和政治统一;没有人民公意,就不可能有宪政共识;没有政治统一,就无法实行代议制民主。宋教仁的西式宪政方案不仅先天不足,反而加剧了共和危机,以至于当时的政治焦点完全沦为了各方势力的争权夺利,而没有一种政治势力真正致力于中国社会的重新组织与人民意志的整合。

  丁阳(主持人):欢迎各位来到燕山大讲堂!今天子云出差了,我是腾讯丁阳,客串主持人。3月20日是著名爱国者、革命先驱宋教仁先生的百年忌日。关于宋教仁的研究很不够,而且宋教仁对中国的贡献不为民众所熟知。今天有幸请到三位学者分别是迟云飞教授、张耀杰先生、高全喜教授分享一下他们对宋教仁的看法。首先有请迟云飞教授!迟教授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教仁研究专家,今天主要内容谈“宋教仁的宪政思想”,有请迟教授!

   从洋务运动到共和危机,中国精英阶层一轮轮的政治努力及其失败证明:依靠少数精英的联合,以及由此而来的精英对民众的组织优势和资源优势,就可以建立起稳定统治秩序的时代已经过去。在不触及社会变革的前提下简单地进行政体转变,并不能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在内忧与外患均远胜以往的历史背景之下,政治秩序的建立已经不再是“肉食者”的“权力的游戏”,它需要调动更多的民众参与,不仅是向民众让渡更多权力,更为关键的,是真正塑造出一种“公共性的政治”——让民众真正成为政治事业的参与者和行动者,为了自身也为了共同体的命运而奋斗。

  

   在20世纪初,中国最需要的政治主体,是那些可以重新整合中国社会的新式政党。新式政党需要深入中国社会基层,既利用其政党组织形式重新组织中国社会,又在重组中国社会的过程中获得代表性。当时的政治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比如孙中山,他率先想到了“以党建国”的政治方案来解决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状态。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也致力于重组中国社会。作为新式政党政治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深耕基层、密切联系农民和工人,改造社会,塑造人民,同时也将自己塑造成为得到人民支持的领导力量。

  迟云飞:谢谢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一百年前的3月宋教仁被刺,孙中山给他作了一个挽词:“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在整个近代历史上,宋教仁是为中国的民主宪政、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所做的努力所做的奋斗最多的一个人,至少是其中之一。那宋教仁对民主宪政有些什么样的设计?什么样的想法?什么样的理念?今天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的研究,题目就是《宋教仁的宪政思想》。

   我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的意涵无非就是: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最为整全的、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紧密结合起来的理论;布尔什维克式政党提供了一种最强有力的政党组织和社会动员模式:这种新政党并不是依附于军阀政治的腐败的议会党,而是具有强烈的社会改造使命感以及铁的纪律的革命政党,力图通过对社会的改造,探索比代议制民主更具实效的民主。这一时期,以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新式革命政党在中国大地诞生,中国历史也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

  宪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理东西,中国学界对它研究不太充分,一般大众对它了解更不是很多。当然对这个问题我研究得也并不多,我对宪法学、政治学是外行,但我长期研究宋教仁也研究晚清的预备立宪,对此有自己的一些理解,我先说说。

  

  什么是宪政?有宪法的政治,规定这个国家的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国共竞争与中华民族的基层再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生根发芽

  什么是宪政?首先是有宪法的政治。通俗来讲就是有一个规章与条条,这个规章和条条规定这个国家的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尤其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由宪法规定。我们国家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按照宪法的规定来进行我们各种各样的活动,这是有宪法的政治。但有宪法不一定就有宪政,必须是所有公民特别是国家的领导人、有权有势的人要按照宪法规定做事,不能超越宪法。当然宪政体制中还有其它,比如三权分立: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这三个权力不能放到任何一个个人或者由任何一个机构同时掌握。在宪政体制下,负责国家实际政务的领导人必须是彻底结束了终身制更是绝对结束世袭制。关于宪法、宪政的学说很复杂,我了解不并不多,只能简单说这点。

   国民党源于反清的同盟会,一开始是一个松散的、具有深厚秘密会社传统的革命联盟。1923年,孙中山与苏联开始合作,试图借助苏联的革命经验,加强国民党党员的政治信仰和组织纪律性,推动国民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在苏联帮助下建立,长期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而存在,在一开始就接受了严格的马列主义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党员政治成分要比国民党更为纯粹,发展成员也更严格。

  实现宪政有什么好处?用现在的眼光来观察我觉得至少有:第一,宪法的体制、宪政的政制能最大程度地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所说的“公民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组织各种团体的自由,有信仰的自由,我们居住的地方和人身不受侵犯的自由”,这些自由在一个宪政国家里必须得到保证,宪政就是保证这个自由。第二,在宪政真正实现的国家里,能够相对保证这个国家政治的平稳。宪政制度是一个容忍反对派、容忍不同意见的一种体制。在没有宪政国家里,比如中国古代,作为君主不但权力不能有任何人跟他分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甚至思想也绝对不能容忍别人跟他分享,必须由君主来把思想定义、权力定义。但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时间久后变得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丛生,无法解决就会有一次暴力起义或者政变、社会动乱。相反宪政体制国家,国家领导人或者领导国家的政党是互相轮换的,搞五年、八年你下去了,另外一个政党上来,也就是说一定要容许、认可在野的政党有发言权,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在朝政党没有做好,在野的可以选上,在朝的可以变成在野。通过这种政党轮替或者政治势力集团轮替的形式保证国家政治权力有序的轮换。美国自南北战争以来再也没有发生政变或者武力冲突,其它宪政国家也没有这个事情。可在中国传统历史上,王朝更替、政变、流血冲突不断,父子相残、夫夫相残在中国历史上太多太多,因为不容许不同的势力、不同的思想存在,而社会问题又存在,在一个王朝或者政治框架下解决不好就会来一次大的流血冲突,而这造成的社会代价非常大。所以实行宪政有这样一些好处,西方国家经过了几百年的历史冲突、几百年的政治动荡后,近代社会后大多数实现了宪政体制。

   虽然国共两党都按照列宁的党建原则加强了政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但是国共两党在组织建设的彻底性和系统性上不可同日而语。

  宋教仁的理想中就是英国政制: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

   从党政关系上说,在中央层面,国民党中央仅可通过中央政治会议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然后由政府自己纠正。在地方层级,国民党中央不允许地方党部直接干预地方行政。地方政权的重心在政不在党。党部被置于次要和无足轻重的地位。党部没有人事组织权,无法通过管理从政党员去制约和监督政府,党组织对党员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

  下面我具体说一下宋教仁所追求的、设计的宪政理念: 第一,中国必须实行宪政,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和参政权。中国怎么“必须实行宪政”?要从中国晚清的宪政运动开始说起。中国人知道有宪政运动或者能够上升为社会思潮的宪政是什么时候?是从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开始的。日俄战争是为了争夺中国领土的侵略,并且在中国领土上进行战争,这个战争对中国人刺激很大。战争后,中国人发现小小的日本、刚刚兴起的日本居然战胜了强大的沙俄,为什么?一些中国人发现是因为日本有了宪法,有了国会,有了责任内阁,日本实行了宪政,沙俄没有。所以很多人认为是日本的立宪战胜了沙俄的专制。而中国要想改变被动的、挨打的、受辱受侵略就要实行宪政,实行日本或者当时英国和德国的立宪。换句话说很多中国人认为实行宪政可以救国、强国,如此宪政就变成一个工具性的东西。什么工具?强国的工具,御侮的工具。这是当时很多中国人的看法。

   从党军关系上说,党在军队中也缺乏地位。大革命时期,军队中的国民党党务通常由共产党员或接近共产党的国民党员操持。1927年“清共”之后,军队中的党务工作几近废弃。1939年3月蒋介石通饬恢复各级军队党部。但在具体操作中,政治工作成了军队的附庸,党务又成了政工的附庸。士兵通常集体宣誓入党,入党没有门槛,没有条件,入党后不交党费,不发党证,没有组织活动。士兵入不入党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

  但这个看法的背后有一个疑问?如果用别的办法强国、用别的办法也能避免列强侵略,民主、宪政、法治这些东西是不是就不需要搞了?宋教仁不这样看,他认为宪政、民主、共和、法治是现阶段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人类文明走在现代社会所必须的,并不是为了强国御侮才搞这个,而是因为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甚至是根本标志。宋教仁这个理念自晚清到民国初年非常独特,不把宪政仅仅看作强国御侮的工具。在这个情形下,宋教仁说要用宪政保卫人民的自由。宋教仁在很多文献都曾强调,比如他制定的《中华民国鄂州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甚至在他起草的《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章程》里都写明人民有种种自由权利,特别是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章程里。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时是作为同盟会的分支,是在长江流域和中部地区组织进行革命活动,并不是宪法文件。可宋教仁在这里面大书特书同盟会中部总会会员有各种各样民主权利,但这不是一个宪法。今天看起来可能感觉有些不伦不类,但反映宋教仁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在宪法的政治下要保证人民各种各样的自由民主权,同时在宪政体制下保证人民的参政权。宋教仁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在共和体制下,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这个在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1月1日)颁布的《临时约法》开头就这样说,“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在他们看来,因为主权属于国民,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人民有权参与政治,更有权主导国家的政治。所以在宪法的体制下,就是要保证人民的参政权。这是宋教仁第一个想法:必须实行宪法政治,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和参政权。

   反观中国共产党,从创建自身武装力量开始,即非常重视党对军队的领导,强调军队的政治性。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中建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使得党对军队建立起绝对领导。1929年年底召开的古田会议宣布:“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由此,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在党的领导下统一起来。军队以及革命政权,均服从党的领导。

  第二,重视议会和政党的作用。在宋教仁看来,人民有自由权、有参政权,组织一个政府就是为了谋求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和过去中国历史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三纲五常”的传统见解完全不同,组织政府、施行宪政就是为了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但是他认为人民的能力、知识水平、见识不完全一样,有的人受教育多些,知识水平高一些,特别是在一个大国里又不能保证每个公民、每个个人都直接参政,(有些问题可以全民公投)在更多时候不可能每个人都直接参与政治,怎么办?需要有议会、有政党。所以宋教仁说,在民主的国家里,在现代文明的国家里,政治的权威在议会里。议会怎么组成?议会由人民里一些特殊的、优秀的人物组成,政治权威集中在议会里就是要由议会的这些人代表人民或者说人民授权给议会这些人,他们直接来参与政治、直接监督政府、抵制专制和独裁。所以宋教仁非常重视议会的作用。

   与此同时,国共两党在巩固群众基础上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共产党通过推动以土改为代表的社会革命和以发动群众参与抗战、解放战争为代表的人民战争实现了中国基层组织的再造:土改的深入进行,使得农民拥有了自己的切实利益,这使得占当时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支持中国共产党;土改的持续推动,也形成了强大的动员力量,使中共在解放战争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民力、财力和兵力的补充与支持。而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建立党组织、团组织、农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民兵组织、贫雇农协会等群众性组织,实现了对基层民众的有效组织和全面动员。

  与议会相关的是政党,宋教仁认为政党和议会类似。国家里集中一些优秀分子组成政党,由政党代表人民参与政治、过问政治。那什么是政党?宋教仁想法是:政党有两个要点——一是政党要有政见、要有主意。民国初年宋教仁所谓的政见就是坚决地实行民主宪政,巩固共和政治。同时政党要有一定的组织,没有组织成不了政党。这里要强调的是宋教仁心目中的政党和现在熟悉的、看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体制不一样。宋教仁所说的政党有一定的组织但比较松散。某一个国民赞成政党的政纲与主张,特别是对宋教仁自己组织的党来说,赞成他维护共和、坚持民主宪政的主张来说就是这个党的党员;反之赞成别的主张就成为另外一个党的党员。这好像和他主张的政党是一些优秀分子的集合的主张不是完全一样。总之宋教仁在民国初年时主张一定要重视议会和政党的作用,而不是说每个国民都直接参与政治。这是宋教仁第二个大见解——政治议会和政党。

   这些实践也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并非是通过一场城市军事冒险获得政权的,而是依靠二十余年持续的深耕基层来夺取政权的。中共领导的社会革命,既改造了中国社会,也改造了中共自身。正是在漫长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共从一个由赞同革命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政党,真正成为一个以工农为主体、践行“群众路线”的革命政党。

  这里有一个插曲,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大陆对宋教仁的批评非常多非常多,说宋教仁议会迷,迷信议会的功能、作用,用议会的手段从事政治,以议会这个东西跟袁世凯、北洋军阀、专制的政治势力获得一些妥协。当时他们批评宋教仁是借用了列宁评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一些主张社会主义色彩的党不主张用武力、枪杆子来推翻现存的政权,而是用一种和平的议会选举手段实行社会主义、实现他们社会主义的主张。现在看来宋教仁用议会的手段、和平的手段推行他自己的政治主张反倒更显得非常珍贵。民主政治是一个讲妥协的政治:我执掌政权或者政治势力、政治派系执掌政权,一定要容许不同派别或者反对党存在,容许不同的意见存在,两种政治势力达成一种妥协。这是民主政治或者是宪政政治的要点。可在中国历史上不要这种妥协,一个国君当上皇帝后不允许任何不同政治势力和任何异端思想存在,但宋教仁议会政治主张是这样一个特点。

   从更长远的历史时段来看,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再造基层组织,对于中华文明而言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传统中国,由于国家汲取能力的不足,国家只能利用乡村中存在的文化权力网络,借助地主士绅、耆老族长作为中介,在村庄中代理国家权力。自宋以来,宗族在中国农村基层的治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皇权和绅权并行的“双轨政治”,二者又通过科举和官僚制度连接起来。

  第三,宋教仁主张英国模式: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什么是英国模式?可能很多网友会有疑问,英国不是君主国家吗?这要说起宋教仁对宪政目的的认识。在宋教仁看来,宪政是唯一的,文明国家所必须的,实行宪政了,不管你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就是好的,实行了真正的民主。在这个立场上,宋教仁对当时日本政治批评得非常多。可当时社会不是如此,因为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日俄战争中又打败了俄国,很多人尤其是晚清君主立宪派的人士对日本的政治非常羡慕,日本由弱到强。但宋教仁在日本六年观察到日本不行,因为日本不是一个真正的立宪政制,充其量算半立宪半专制,为什么?宋教仁指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从晚清以来,这一“双轨政治”逐渐败坏,科举的废除导致了“双轨政治”上下连接机制的断裂,原来依靠科举制度获得权威身份,并作为朝廷与乡村的中介力量对乡村起到保护作用的士绅加速衰落,一批满足国家政权资源汲取需要的势力在乡村兴起——即后来所说的“土豪劣绅”。在沟通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的科举体系瓦解之后,在地方士绅与中央官僚体系围绕着税收进行合作与博弈的赋税经济体系溃败之后,这些士绅、地主以武装暴力和地方权势为后盾,日益游离于乡村自身的伦理秩序之外,最终形成了一个隔断农民与国家关系的既得利益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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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措施,废除保甲制与宗法制,取缔族权和绅权,进行清匪镇反,摧毁了乡村中的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清除了农村中的封建地主和宗族势力,这就从根本上扫荡了横亘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盈利性经纪群体,使得国家权力真正深入乡村。由于没有土豪劣绅的层层加码、横征暴敛,即便农民的田赋增加,其实际负担也大大减轻。而国家对乡村的资源汲取能力和动员能力都大大加强,这首先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强大的后勤补给,后来又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在国家工业化启动之后,农业的剩余被有效地集合起来,投入到工业化建设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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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传统的王朝政治传统中,国家的统一性依赖于强有力的皇权。而在外部强权威胁和内部社会分裂的双重危机下,皇权日趋孱弱,丧失统一能力;与此同时,现代知识体系、自然世界观取代中华传统天下观、宇宙观,皇权意识形态正当性也迅速瓦解。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无论是北洋时期的“五族共和”主权理论,还是国民党的国族主权理论,都没能实现对人民的整合,没有为共和政体找到统一性的根基,这种共和也就沦为一种浮萍式的虚假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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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则是通过深入彻底的社会革命,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局面,重塑了中国的基层秩序和精英政治结构,创生出与共和政制相匹配的“人民”这一现代政治主体,进而重塑了新的大一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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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民政党”到“人民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通过重建现代大一统体系而光复中华文明,而且更是为古老的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即“人民性”。传统的中华文明是以天子为核心的皇权体系作为中华大一统的政治象征;现代的中华文明则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民主政制作为中华大一统的社会根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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