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应善待基督教,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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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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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文是笔者于2016年9月29日在山东大学世界文明对话研究中心举办的首届“世界文明对话论坛”上的发言及答问的录音整理稿,吴越强整理,笔者增加了一些注释。本届对话的主题是“中国向何处去——耶儒视角”,主持人是谢文郁教授,对话人是黄玉顺教授(代表儒家)、何光沪教授(代表基督教教)。本文标题为笔者所拟。

   编者按:这是作者在下述活动中的发言: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儒学新探索”工作坊系列一·首届“两岸儒学工作坊”座谈会:共识、异见与开展——关于“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之反思(2016年12月12日)。

  

  

   【摘要】中国朝野的最大共识是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固然有其民族历史文化特点,但也必须符合现代性的基本价值取向。儒家的出路是其自觉的现代转型,这是中国“内生性的现代性”的必然要求。这个历史进程其实早在宋代即已发生,但数度被外族入侵打断,目前甚至出现了危险的逆转倾向。基督教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宗教;基督教在中国未来的命运,可能会类似于佛教在中国的命运,成为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为此,基督教的教义必须中国化。同时,儒家应善待基督教。

   【摘要】大陆新儒家存在着严重的“转型焦虑”,在政治哲学上存在着多种价值取向,诸如前现代的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作为“现代性政治怪胎”的极权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正常的现代性的儒家政治哲学等。当代儒家应有的问题意识是必须突破帝国时代的传统儒学那么一种“形上—形下”的基本框架,容纳八大现代政治价值: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

  

  

   【关键词】儒家;基督教;现代化共识;儒家现代转型;基督教中国化

   【关键词】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现状与前景

  

  

   各位同道,各位同学:晚上好!

   首先界定一下“大陆新儒家”这个概念。两年前,李明辉教授接受澎湃新闻网的专访,表明他“不认同‘大陆新儒家’”,即不认同“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①],引发了一场论战。论战的结果之一是:大陆儒家学者普遍认为,“大陆新儒家”这个名称不应专指那么“一小撮人”,而应泛指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整个儒家群体。我本人也持这种观点。[②]

  

  

   我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进行这场对话。这是儒家和基督教的对话:我代表儒家,何光沪教授代表基督教、也就是耶教;谢文郁教授比较特殊,他既是基督教的,也是儒家的。我们今天这个阵势,是一个比较好的搭配。

   一、两岸儒家政治哲学之共识与异见

  

  

   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是谢老师确定的。这个题目挺大:中国向何处去?但是,这个题目确实切中要害。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在新文化运动90周年的时候还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是《儒学与中国之命运》[①]。其实,中国知识分子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就面临这么一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这对所有中国人来讲,都是头等大事。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去年,新文化运动100周年的时候,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叫《新文化运动百年祭》[②],标题的形式是仿照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③],但其实还是谈的这个问题:中国向何处去?

   下面对两岸儒家政治哲学的异同的观察和分析,未必准确,因为我对台湾儒家的整体情况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今天的发言主要就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但我们今天这场对话的格局和主题是耶儒对话,所以我还会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会讲到儒家的一些观念。诸位听了我这个报告以后,可能会觉得和你们所了解的儒家不同,我这个儒家比较另类,呵呵!另外一个方面,我也会谈到基督教的问题,包括儒家对基督教的认识问题。

   (一)两岸儒家之共识

  

  

   因此,我今天讲三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朝野最大的共识是什么?这是直接关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各界各方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路径上的不同,但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共识。第二点,我会讲到:儒家该怎么办?这是我今天作为儒家的代表来谈我的看法。第三点,我必然也会谈到基督教,尤其是这个问题:儒家应该怎么样对待基督教?

   两岸儒家的思想学术固然存在着种种差异,但既然都是儒家,当然有共识。最大的共识就是:儒家对中国和世界的当下与未来负有责任,包括负有政治责任。这是两岸儒家的一种“底线共识”。因此,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广义的“政治儒学”,亦即儒家的政治哲学,一直是儒学界的热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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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第三点,我以前一直想找机会好好地谈一谈。我记得是大前年吧,我们在联合国总部开了一个会议,当时我就谈到这个问题,那是向美国的哲学界、宗教界人士介绍中国的儒家在做什么。[④] 当时我做了一个概括,就是“创教与干政”[⑤]。“干政”是指的儒家的政治哲学;“创教”是指的一些儒者创立“儒教”[⑥],这就涉及对基督教的一些看法。但当时我谈得不透彻,没展开。今天谢文郁教授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我想趁这个机会谈一谈我作为一个儒者对基督教的看法和态度,也是跟何光沪教授做一个交流。

   (二)两岸儒家之异见

  

  

   刚才谢老师作为主持人的开场白,我听他的口气,是希望我和何老师吵起来。(众笑)大家知道,今天中国大陆的儒家,对基督教可以说是切齿痛恨,有很多激烈的言论。但我估计我俩吵不起来。为什么呢?据我的了解,何光沪老师虽然是基督教背景的,但他对儒学有深切的同情。(众笑)而我这个儒家也比较特殊,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儒家,我对基督教也有深切的同情。(众笑)

   1、两岸儒学差异的情况:比较而言,台湾儒家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更一致;而大陆儒家政治哲学的情况则非常复杂,这一点我待会儿进行分析。

  

  

   书归正传,我先讲第一个大的问题。

   2、两岸儒学差异的缘由:

  

  

   一、中国朝野最大的共识无疑是“现代化”

   (1)发展阶段不同:台湾社会的现代转型、包括政治转型已经完成,而大陆社会的现代转型还远未完成,两岸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基本的判定。因为发展阶段不同,所以面临的问题也就不同。因此,台湾儒学更重视儒学与现代性政治价值的协调,而目前大陆儒学中却出现了拒斥现代性政治价值的倾向。

  

  

   我的一个命题是:中国朝野最大的共识是现代化。我从两个方面来讲。

   (2)学术资源不同:

  

  

   当然,今天中国的思想界、知识界,对现代化是有不同看法的。这跟西方目前一些学者对现代性和启蒙的反思有关。我一直感到很郁闷:我们中国的学者始终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比如现在一些学者,包括儒家内部的一些学者,我称之为“原教旨主义儒家”的一些朋友,他们反对西方化,反对现代化,却大量援引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言论,我就觉得非常吊诡:他们一方面在反对西方,一方面又在引证西方学者的观点。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吊诡现象。今天,一些知名的儒者,很原教旨主义地反西方、反现代文明,虽然人数不算很多,但是能量很大,可是他们动辄引用西方某某人的观点来证明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吊诡和好笑的事情。

   台湾儒家政治哲学的儒学资源,主要是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尤其是熊十力、牟宗三一系,以及由他们推上去的宋明理学;而其西学资源,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今天在座的以李明辉教授为代表的康德专家就比较多,呵呵!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学术背景。

  

  

   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总体上看,中国各派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是要现代化。我简单说一下背景。从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以后,中国思想界就分成了三大派: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叫做“唯物史观派”);中国自由主义者;还有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比如东方文化派和现代新儒家。[⑦] 这是三足鼎立的格局。这个格局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打破,只不过今天的情况要复杂一些而已。但不管怎么样,这三大派、或者更多的派别,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问题意识,就是今天谢老师确定的主题:中国向何处去?不仅如此,大家也都在寻求中国的现代化。只是到了21世纪以来,才出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思潮。

   而大陆儒家政治哲学的儒学资源不同。他们基本上、或者绝大多数都对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和宋明理学有一种拒斥倾向。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大陆新儒家更重视现代新儒家之前的近代维新儒学,乃至先秦儒学、汉代儒学;而其西学资源也很复杂,既有英美系统的哲学,也有欧洲大陆系统的哲学,其中德国哲学方面更重视现象学,此外还有广义的后现代主义、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等资源。

  

  

   另外一个问题是:怎么理解现代化和现代性?“现代性”(modernity)和“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模式不是一个概念。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就是很不同的,诸如欧洲大陆的、英美的;更不要说东亚日本的、韩国的,还有印度的,都不一样。所以,现代化模式是多元的;而现代性却是它们的一元的本质,这涉及历史哲学的问题。现代化模式确实是多元的,这种多元性的原因在于:现代化的表征之一就是现代性的民族国家——nation的建构。但凡现代化,都是一个族群的现代化。比如我们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性的“nation”意义上的中国,有没有一百年?从观念上来讲,这是从孙中山开始的。人们常说我们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实,“多民族”——nationalities是一个前现代概念,而“国家”——nation才是现代性概念。我们只是一个民族,叫做“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而且现在还没有定型,还悬而未决。但是,如果说现代化转型必然伴随着现代性的nation的建立,就会面临一个问题,所有现代性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面临这个问题:对自己文化传统的态度。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性的文化观念和它自己的文化传统之间,一方面是断裂的,但另外一方面又是连续的。我很多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谈中国的自由主义为什么不成功;[⑧] 到现在为止都是不成功的,最近更是“失语”了。他们有两个脱离,其中一个是脱离自己的文化传统。我把他们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观念转换做了比较,发现: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有两个特征,一是继承、而不是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即所谓“二希”传统;二是要对文化传统进行现代转化、而不是原教旨主义地照搬。然而中国自由主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却没有做这个工作,他们是“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最近一些年,中国自由主义领域有一些朋友开始做这些工作;但也有个别人走火入魔了,一做就做成了原教旨主义的儒家。大概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太好了吧,一下就把他“俘虏”了。这也是我自己的思考:我为什么要做儒学、自许为一个“儒者”?我的书里也反复强调:“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⑨]。

   二、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之现状

  

  

   刚才我谈到,我们儒家内部的一些人反西方、反现代性,他们却经常援引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的一些观点。其实,他们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并没有真正深切的认识。我们中国哲学界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不多,研究后现代主义最多的是文学领域的做文学理论的人。后现代主义绝不是对现代性的反叛。后现代主义其实是现代性的深化、启蒙的深化。按哈贝马斯(Jüergrn Habermas)的观点,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兴起,是因为西方既有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结果没有真正兑现“启蒙承诺”。启蒙承诺是什么?就是“人的解放”(the emancipation of man)。这里的“人”是指的“person”——个人,而不是什么“people”——人民。“人民”啊“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启蒙承诺没有实现,人民变成了mass——混沌的、被大众传媒所俘虏的大众。[⑩] 哈贝马斯这个观点,我很赞成。所以,后现代主义恰恰是现代性、启蒙精神的继承和深化,是对既有的现代化模式不满,而不是站在前现代原教旨主义的立场上反对现代性,这和我们今天一些儒者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

   近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哲学主要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热点,即宗教哲学(狭义“儒教”[③])和政治哲学(广义“政治儒学”),我称之为“创教与干政”[④]。这两个方面是密切关联的,在某些儒者那里甚至是统一的。这是大陆儒家方面的基本状况。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大点:中国人最大的共识就是走向现代性。我今天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中国目前思想界出现了对现代性的一种反动,虽然绝对数量不是很多,但是能量很大。他们借反西方的名义来反现代文明价值,这是现在最危险的倾向。

   (一)共同的焦虑状态

  

  

   说到现代性,我还想讲一点。人们通常以为现代性是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对中国来讲,这是一个叫做“内生现代性”的问题。[11] 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与西方现代化的启动是大致同步的,简单说,就是在中世纪的中期,可以追溯到宋代,史学界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的内生性的现代化进程,几次被相对野蛮的外族的入侵、乃至入主中原所打断。最早的一次是金朝、元朝,然后又是清朝,最近的一次就是日本。日本的入侵造成了李泽厚讲的“救亡压倒启蒙”,不仅如此,进而造成了一系列后果,造成了中国今天的现状,直到现在还没得到很好的清理。

   大陆新儒家之所以非常活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遍的心理焦虑状态。这当然与儒家传统当中的“忧患意识”传统密切相关。这种焦虑,源于对社会现实状况的不满和担忧。这同样是儒家“忧国忧民”传统的体现。尽管他们焦虑的具体缘由颇为不同,但都可以归为“转型焦虑”,属于百年来的“中国问题”,即由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⑤]

  

  

   现代性观念的产生,它的社会基础就是城市的繁荣、市民生活方式的兴起;而中国宋代、特别南宋,城市及其市民生活方式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这方面也有详细的研究资料。[12] 这种市民生活方式,几乎在中华帝国后期所有的观念形态、特别是文学艺术作品当中都有大量的反映;然而我们哲学界却视而不见。我们哲学界一些人老是喜欢玩概念,完全忽略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因此缺乏历史哲学的视野。比如这些年哲学界的所谓“宋明理学”研究,在我看来就是完全错误的、应当彻底否定的,因为他们完全脱离了社会历史,遮蔽了生活本源,把社会生活及其发展历史在观念中的反映说成是几个哲学家在书斋里面玩出来的概念游戏,这是不对的。

   (二)不同的价值取向

  

  

我再强调一下:现代性不是西方强加给我们的;我们自有内生的现代性。我们中国的历史,不是什么“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那套西方的玩意儿。我们中国的历史,简而言之,中间有两次大的社会转型,结果就分成三个大的社会历史时代:我们从宗族王权的时代、也就是夏商西周的列国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大陆新儒家处在严重的分裂状态中,这是大陆目前社会撕裂状态的现实反映。今天大陆从学界到官方、到民间蓬蓬勃勃的所谓“儒学复兴”、“国学复兴”,其实有很多很不同的情况。我曾将大陆儒家的状况形容为“妾身未明”:“当今的儒家,可不就是‘人尽可夫’吗?除了‘老大嫁作商人妇’、或被老板‘包养’、改‘儒’姓为‘钱’姓的以外,时而嫁给‘左’家(左派儒家),时而嫁给‘右’家(右派儒家);时而随了‘马’姓(马克思主义儒家),时而随了‘自’姓(自由主义儒家);时而又姓了‘原’(原教旨儒家),时而又姓了‘后’(后现代儒家);……似乎‘名花有主’了,实则‘水性杨花’而已。”[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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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状况,也体现在政治哲学领域,最主要的倾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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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前现代的原教旨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这种思潮的基本特征,就是拒绝现代文明价值,主张回归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倡导君主主义、家族主义、父权、男权等。有的儒者更是公然鼓吹恢复“三纲”,反对人权、自由、民主等现代文明价值。这是如今大陆儒家内部很常见的一种思潮或倾向。

  

   2、作为“现代性政治怪胎”的极权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今天的某些“儒教”论者、“贤能政治”论者等等的论调,皆属这个范畴。这种思潮的特征之一是:貌似复古、实则属于一种现代极端现象,我多次称之为“现代性的怪胎”——极权主义。这种思潮的另一个特征是与民粹主义的结合,所谓“毛儒”是其典型。这种思潮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与权力、国家主义、或曰极端民族主义的结合,在国内问题上是极权主义倾向,在国际问题上是帝国主义倾向。这是刚才李明辉教授所讲的重点之一,民族主义或者民族国家的问题。

  

   这些问题,这里没有时间展开。但李教授刚才有个观点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跟安德森(Benedict R.Anderson)的说法一致:民族国家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⑦]。怎么会是“想象的共同体”呢!民族国家绝不是什么“想象的共同体”,而是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历史阶段的必然现象。

  

   以上两种思潮——原教旨主义和极权主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现代化歪曲为西方化,从而反对西方,而实质是以“中西之异”来掩盖“古今之变”,以抗拒“西方”的名义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所以,以上两种思潮经常会结合在一起,而目前这两种思潮在大陆儒家内部颇为强势。

  

   3、正常的现代性的儒家政治哲学。这种立场的基本特征,就是寻求将儒家传统与现代文明价值结合起来,探索两者之间的融通。我本人是属于这个范畴的,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

  

   三、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之前景

  

   下面谈谈我个人对儒家政治哲学的前景的看法。

  

   (一)当代儒家政治哲学应有的问题意识

  

   1、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及其观念前提

  

   撇开原教旨主义的态度,因为这种态度认为: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都是要不得的,应该回到古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对此姑且不作价值评判,这种取向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社会、包括中国社会必然现代化或者现代转型,那就必然面临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如果既要追求现代性或现代化,又要利用传统儒学资源,那么,这取决于对真正的儒家传统的正确判断,否则就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这是因为:

  

   按照传统的理解,儒学不外乎就是“形上学—形下学”两级观念架构。那么,由此出发进行分析:(1)传统儒学的形下学,比如说帝国时代儒学的形下学,就是以“三纲”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建构。这套东西,在今天看来显然是不适用的,否则就与现代性取向相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无须与原教旨主义者讨论。(2)从哲学的奠基观念上来讲,正是为了论证以“三纲”为核心的前现代的伦理政治价值,帝国时代的儒家才建构了前现代的儒家哲学的形上学,包括心性本体论等宋明理学的内容。这套东西,在我看来,今天也是不能照搬的,因为以上的形上学与形下学之间,是一种密切的奠基关系。

  

   那么,如果儒学就是如此这般的“形上—形下”两级观念,那就意味着:如果要选择现代化、走向现代性,那就必须彻底抛弃儒学。

  

   2、上述观念前提的解构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我们既要坚持儒学,又要坚持现代化,这意味着:帝国时代的传统儒学那么一种“形上—形下”的基本框架,必须突破;真正的儒学,恐怕不是这种“形上—形下”的二级架构可以涵盖的。

  

   我这些年来所做的“生活儒学”,其实就是想做这个工作。儒学绝不仅仅是“形上—形下”这么一种二级架构;在孔孟那里,儒学还有着更加本源的思想视域、观念层级,而被后儒、尤其是宋明理学所遮蔽。今天的儒家,必须在这种本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才可能有效地切入现代性。

  

   (二)当代儒家政治哲学应有的价值取向

  

   限于发言时间的规定,我只能简单地讲一讲。今天,儒家政治哲学必须容纳八大现代政治价值:个体、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宪政、法治。

  

   最后补充一点: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以及后来的港台新儒家,尽管他们的哲学视域与我的不同,但至少在政治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上,我是赞成的。所以,在李明辉与一些人的辩论中,我是支持李明辉的。我前段时间有一篇文章谈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当今的大陆新儒家比起牟宗三那一代人来讲是大大地退步了。[⑧]

  

   注释

   [①] 李明辉:《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见“共识网”(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20150126119523_all.html)2014年12月。

   [②] 黄玉顺:《论“大陆新儒家”——回应李明辉先生》,《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此文首发于“共识网”(www.21ccom.net)2015年11月)。

   [③] 参见黄玉顺主编:《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④] 黄玉顺:《当今儒家的“创教”与“干政”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的点评发言》,载《当代儒学》第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⑤] 参见黄玉顺:《儒学与中国之命运——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界》2009年第3期。

   [⑥] 黄玉顺:《儒家“妾身未明”之际》,首发于“共识网”(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20150824128201_all.html)2015年8月。

   [⑦]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睿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9月版。

   [⑧] 黄玉顺:《论“大陆新儒家”——回应李明辉先生》,《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原载《衡水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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