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棋牌游戏官网】中寻找纳粹极权主义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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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论是《动物庄园》以及《一九八四》中构建的虚拟社会,或是纳粹统治时期真实的社会,均是以对经济、思想、文化甚至私人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控制为手段,将国家的一切权利集中于国家领袖个人,建立起独裁统治的极权主义国家。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控制;领袖;独裁;极权 作者简介:李庆燕,女,本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在职人员高级课程研修班学员,单位: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03--02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始终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状态,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党派之间的纷争不断,整个世界政治局面十分紧张。而正是这种局面的存在恰好为各种极端势力的萌生或发展壮大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世界多个地区,甚至说全球都在遭受战乱的侵扰,连年的战争使得战争所及之国其经济无一不受到重创。尤其那些战败国不但经济受创还要受到战胜国对其的制裁,甚至说是欺压。经济惨淡、民不聊生,随之而来的便是广大民众日益高涨的反当局意识、反战情绪;而此时此刻,物质和精神上的极度贫乏以及对其的欲求也已经让民众失去理智和判断力,这种情况下那些别用心之人便会利用这种不断膨胀的社会情绪,借助大众的力量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动物庄园》或《一九八四》都是描述一个领袖独裁下的极权社会,这与一战后逐渐兴起的纳粹党以及后来被纳粹党独裁统治的社会形神一致。对于这两部作品中的虚拟社会和现实中极权统治下的社会的关系已经有诸多研究,更多的人士更认可这两部作品对未来世界的启示性预言性,正如侯维瑞、李维屏在《英国小说史》中对其所做的评论:“他的两部政治讽刺小说《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不仅使他在英国国家名声大振,而且还在冷战时期被西方批评家视为具有启示性和预言性的作品。”以及“奥威尔是个英明的政治预言家,他在小说中对极权主义政权的预言在之后的几十年中也不断被人类历史所印证。”但从时间节点来看,《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这两部作品分别完成于1994年和1948年,在着作这两部作品之前,作者一直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残酷历史中辗转反侧,对独裁专政统治的社会深恶痛绝。所以笔者认为,这两部作品不但具有启示性和预言性,更是对这段时期极权统治下残酷现实的真实反映。笔者选取两组研究样本:《动物庄园》和纳粹时期的社会以及《一九八四》和纳粹时期的社会,通过对比的方式得出这两部作品中的虚拟社会与纳粹时期的现实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 一、极权主义及其统治手段 极权主义具有集中权力的意思,其指的是"权力主义",通常意旨:某一人或政党、特定群体以独裁的方式垄断政权。一切决策、政治权力、经济政策皆由独裁者所掌控,没有第二人或是第二政党可以分享其权力。极权意味社会秩序完全由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达成,私人空间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的状态,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几乎完全没有自由可言。“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这样定义‘极权’:极权即是极度的权利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从而衍生出来的一种统治方式和政治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原则就是摧毁多样文明,建立单一的文明。” 统治者要达到对一个国家的绝对控制的目的,就必须采取极端的手段来实现:经济、文化思想、私人生活等方面的控制,其中文化思想控制对统治者来说是有效、彻底的控制手段。 二、动物庄园和纳粹统治的产生 上述内容中,笔者已经提到过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会造就特殊的极端势力,通过利用民众对当前社会的不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动物庄园》中农场中的动物们不满农场主的统治,所以“老少校”-一头十二岁的猪利用动物们内心的不满,提出所谓的构建理想社会的指导思想“七戒”。 凡是�商跬茸呗返亩际堑腥耍环彩撬奶跬茸呗坊蛴谐岚虻亩际桥笥眩灰磺卸�物都不许穿衣服;一切动物都不许睡床铺;一切动物都不许喝酒;一切动物都不许杀害其他动物;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 老少校用这振奋人心的许诺来鼓动动物们提来反抗当前的统治者-人类。获得统治权之后,一步步集中权利,排除异己,从猪群的根本利益出发构建它们的目标国家,继而按照老少校的意志建立独裁的极权主义社会。 纳粹的兴起壮大与其如出一辙,一战战败的德国不仅受到战争的重创而且受到严苛的经济、军事制裁。《凡尔赛条款》的签订触发了德国民众的愤怒和反抗情绪,外忧内患的局面使得魏玛政府濒临破产。此时的德国极端右翼势力抬头,利用民意逐步强大自己的势力,尤其是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宣称德国的困境之根源来自于战后强加给德国的严厉条款、懦弱的魏玛共和国等。德国民众从他的言论中得到慰藉,从而大力支持希特勒使其登上总理的宝座。1934年8月2日,总统兴登堡元帅逝世,希特勒成为总统,从此逐步开始了他的极权统治。正如哈耶克在其着作《通往奴役之路》中所说:“使一个国家变成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的努力。” 三、《一九八四》的大洋国和纳粹的统治手段 文化思想控制对极权统治者来说是有效也彻底的控制手段,通过限制受统治者接受文化的范围和灌输统治阶层希望受统治者接受的思想文化内容,逐渐使大众丧失自己的思想意识以及对现实社会的认知,从而进入一种愚昧的状态,开始对统治者言听计从,对统治者完全坦陈相见,对统治者完全信仰。这种社会形态下的个人空间或者说隐私几乎荡然无存,每个人个体都需要赤裸裸地暴露在别人的眼中,不得有丝毫隐藏。 在《一九八四》的大洋国中统治者将这种手段用到极致。大洋国统治者每天都会按时进行仇恨会,将大众聚集在一起,放映所谓的人民公敌的形象,人们对伊曼纽尔-戈斯坦因这个卖国贼嗤之以鼻。温斯顿每次看到戈斯坦因的面孔时都会有痛苦感,依温斯顿的话“这一个聪明人,但是不知为何,从本质上觉得可鄙。”。显而易见,温斯顿本对戈斯坦因几乎一无所知,所谓的卖国贼也许不过是统治者“老大哥”为了排除异己而强加于他的罪名。温斯顿们之所以对戈斯坦因有无限的鄙夷或愤怒之情都是拜统治者所赐,温斯顿们的消息渠道只有一个,而且口径统一,那就是统治者“老大哥”。统治者控制着所有的消息传送媒介,更甚的是所有报纸、刊物等发行的东西都要根据统治者言论的变动而随时被改动。温斯顿们根本没有丝毫机会看到统治者不愿让他们看到的东西,他们的思想意识被禁锢在“老大哥”划定的圆圈中无法出界。 大洋国中的民众之间没有忠诚和信任,有的只是相互猜忌和相互窥探,总是试图发现别人身上的可疑之处,继而向统治者揭发,使其受到应有的“惩罚”。温斯顿总是担惊受怕的走在街上,走进酒馆,生怕自己的一点点 “不轨行为”被穿便衣的思想警察发现,怕因此而被处死,极为恐怖的是每个人看起来都像极了思想警察,草木皆兵。因此,每个人都在揭发别人和被别人揭发的煎熬中日复一日的过活,却又似乎乐于这种生活。他们所谓的忠诚即为无知或假装无知的活着。 这一幕幕景象都一一映射在纳粹主义统治下的德国。“老大哥”即为希特勒幻化的身影,希特勒作为德国民众当时的“救世主”,像神一样的存在,民众对其充满了敬畏之心。希特勒的一切言论和行为都是毋庸置疑的,“纳粹法律部门规定,热爱元首是法律概念,不爱元首属于刑事犯罪。” 希特勒巩固自己的地位之后就开始修改,进而废止魏玛宪法内容,“1933年10月17日将内阁部长誓词‘忠于宪法和法律’,修改为‘忠于德意志民族和人民的领袖’”。忠于德意志民族和人民领袖,在笔者看来完全是希特勒对德意志民族的绑架,绑架大众作为他实现个人独裁目标的支持后盾。“内阁立法”变成“领袖立法”,即国家的一切均由希特勒个人定夺。这一系列的行为无不说明希特勒在一步步走向极权专制,国家的一切律法为他而立,国家的一切事物由他决定,领袖独裁统治在此体现的淋漓尽致。 四、结语 本文结合《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两部着作中所描写的虚拟社会与纳粹时期现实的社会形态进行对比,笔者发现二者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如此的相似,甚至可以说两部着作中的虚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纳粹时期极权统治的缩影。两部着作的作者通过作品讽刺极权统治者的可恶以及民众的可怜、可悲,表达了作者对极权主义直接或间接的反对。作者通过作品中对极权主义的详细描述,向人民揭示极权统治者的真实嘴脸,让受极权统治的人们看清现实,努力冲破极权控制的牢笼;也给未来的人们以警示,认清极权统治的行径,避免掉进极权统治者设下的圈套。 参考文献: [1]奥威尔,一九八四.孙仲旭译, 上海好文学书店,2009年版. [2]奥威尔,动物庄园.陈静秋译, 上海好文学书店,2009年版. [3]侯维瑞&李维屏, 英国小说史, 江�K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4]苏绘泉,动物庄园》和《1984》中极权统治方式分析,绥化学院学报,2008,第28版第2期. [5]转引自马继敏,对奥威尔反极权主义的思考-重读《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32期. [6]孙海东,纳粹政治体制分析, 传承杂志社,2009年第5期. [7]汪霖,解读“奥威尔现象”,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8]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陈行之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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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由现实积淀而成的,依据政治哲学观点,历史是人类对经验世界加以抽象的一种结果。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绵延不绝的历史的一部分,不同点在于,历史是人类通过符号系统对过往生活的理性表述(犹如哲学通过概念解析世界),现实只是人们经验到的事实,人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汇来归纳它,因此,“当下”对于我们来说往往比“过往”更加难以归纳。

  譬如,该如何在历史范畴概括我们经历过的60年呢?“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东方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后极权主义”?“新极权主义”?很难说。

  很难说不是不能说。事实上,很多学者已经做出了归纳和总结,尽管主流意识形态仍旧一如既往地作为宣传手段标榜所谓“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仍旧从大量学术研究中看到“东方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后极权主义”之类能够与我们的现实感觉融汇贯通的概念,这说明某种历史理性正在进入我们“很难说”的现实之中,总有一天,一种公认的历史概括会从这些概念中产生,专门用以指代我们经历过的生活,就像我们现在说纳粹德国时期是“法西斯主义”、前苏联时期是“斯大林主义”或者“极权主义”一样。

  在所有这些可以调动的概念中,我们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始终作为最基本材料参与着现实与历史的构成,这种东西就是:权力。

  权力?是的,权力。

  我原本想在行文中使用“政府权力”的概念,但是我随之发现这个概念用在这里并不精准。在剧烈的社会变动尤其是最近30年的社会演进中,政府权力尽管是操控社会并决定每一个被操控者命运的主要力量,却不是唯一的力量,“政府权力”作为决定性的力量还衍生出了其它力量,例如宣传欺骗的力量,文化遮蔽的力量,经济垄断的力量,资本扩张的力量,等等。

  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上述力量都政府权力的分蘖,就像水系中支流和毛沟相对于主流河道一样,然而,强调和注意这些支流和毛沟仍然是必要的。就权力的自然属性来说,它具有“只为其来源负责”和“自利性”两大特性,政府权力是这样,由政府权力衍生出来的权力也是这样。

  值得注意的是,凡60年,由无数个体苦难集合而成的社会灾难,大多是由衍生权力制造出来的,这些衍生权力在极个别情况下甚至会成为不受政府控制的力量(犹如李光耀先生所言,中国不是一个皇帝,而是千千万万个皇帝高悬于民众之上),威胁到政府权力本身(主要体现为不断瓦解和销蚀中央政府权力的合法性,致使中央政府不断陷入合法性危机,并为缓解这种危机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中国国情之所谓复杂,此为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使用“权力”的概念而不是“政府权力”的概念,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和外延,有利于把我感觉到的东西说清楚。

  那么,我感觉到了什么呢?

  我感觉到:中国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甚至包括作为东方专制主义(我们的教科书谓之“封建主义”)典型的秦帝国时代,权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社会系统运转的唯一动力,权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干净彻底地取消民间社会,权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所不在地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权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粗暴地干预每一个人的私人生活……我们正在进入一种独立于人类理性和经验之外的超现实境界。

  我把这种境界称之为“权力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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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死海”概括的是一种社会状态,相近于学者们归纳出来的“后极权主义”或者“新极权主义”。既然相近于已有的概念,为什么还要制造出这么一个陌生的词汇呢?这是因为,“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尽管准确地概括出了我们眼前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却也有尚未进入其视野的东西,这就是我所强调的“死”字。

  20世纪有两大毒瘤,一个是法西斯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这两大毒瘤都给人类造成了空前劫难,分别导致数千万人死亡。好在历史具有一种向善的本性,在世界范围内,人类良知和理性最终战胜了邪恶,分别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期祛除了这两大毒瘤,解除了病痛。

  就像医学手术一样,割除肿瘤未必意味着疾病的根本消除,在某些部位还会残存个别病灶,病灶里还会活跃着有毒的病菌。世界上仅有的几个以一场严重事件向世界宣示决不改变政治制度的国家、以中世纪手法维系家族统治的国家、把统治者意志伪装成宗教教义的国家、“战斗着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军事手段掌控政府的国家,都是这样的病灶。

  上述病灶该归于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呢?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应当归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野蛮而血腥的实践过程中,为自己挣得了另外一个名称,这就是政治哲学研究中的极权主义。自从汉娜·阿伦特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发表《极权主义的起源》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学者们就开始孜孜不倦地展开了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对极权主义历史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概括和总结,打开了正在演进的社会现实的钥匙。在这些著述中,徐贲先生的《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一文,由于近距离描述了我们所经历的现实,具有一种更为直接的启迪意义。

  徐贲先生认为,“‘新极权主义’之‘新’是相对于‘后极权主义’而言的,这样的‘新’本身丝毫不意味着其前途的光明;相反,‘新极权主义’的应急之道产生了各方面的末世性特征,这样的特征注定它没有出路。‘新极权主义’体制是一种似乎在经济上非常成功的制度,但这种表面上的经济成就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找到了延续自身寿命的法宝;相反,在经济成就的表相下隐藏着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危机凸现出‘新极权主义’制度深层意义上的无出路,即在政治伦理、社会理念和群体共同价值观解体的过程中,统治集团和民众都不可能依靠现行制度重新建立一个有共同价值观支撑的、能得到广泛社会认同的、有希望的替代性体制。‘新极权主义’体制的无出路是一种制度性的无出路,但不是某个政党的无出路。一个政党可以阻挡制度的变革,但也可以帮助制度的改造。只有当一个政党绑架整个制度的时候,它才必须为制度的无出路负责。‘新极权主义’的无出路指的不是某个政党的权力危机,而是国家和民族不能与极权体制彻底决裂、无法重建光明未来的危机。”

  这里说的“新极权主义”“无出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死亡。

  我理解徐贲先生所谓“新极权主义的末世”指的是一种政治体系或者说“社会系统”的死亡,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政党的死亡和国家的死亡。政党和国家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它们的死亡是整个社会系统死亡的一部分,在它们之外还有另外的死亡,换一句话说,在一个崩溃的社会系统中,既有先于政党和国家死亡的部分,也有后于政党和国家死亡的部分,例如文化的死亡、道德的死亡、良知的死亡、人性的死亡……对于一个社会机体来说,这些死亡远比政党的死亡和国家的死亡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一个社会系统的死亡要经由一个缓慢的过程,就像癌症病人,只有癌瘤逐渐耗尽躯体生命力,心脏停止跳动,才会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在躯体的心脏停止跳动(最终死亡)之前,甚至在其诞生之日,它的某些部位就已经开始溃烂和死亡了,经由这些部位癌细胞的进一步扩散,从而产生了更大面积的溃烂和死亡,今天,终于有人无奈地宣称,“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全面溃败。”(孙立平语)

  只要稍微审视我们每一天所过的生活,稍微审视眼前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世界,就会发现这句话绝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社会作为一个系统的确在争分夺秒地加速走向死亡。

  中国社会的死亡不是消极的死亡,例如某个历史时期政府权力对社会失去控制,进入无政府状态,出现所谓兵燹之灾,或者遭受外族入侵,山河破碎之类,不是这样的。中国社会的死亡是在权力被大大小小特殊政治集团牢牢控制、国家意识形态强制性剥夺民众政治话语权、民间社会被完全彻底取消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说,高度统一的集权控制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窒息、经济窒息和文化窒息,整个社会才逐步死亡……一句话,这是权力主导型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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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机体中,政治是一个自然的社会过程,它体现为各方力量在法律框架内博弈,以相互妥协达到利益平衡,推动社会进步。在中国,这个过程被打断了。当一种政治力量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时候,它事实上也就将自己置于非法的境地,而非法的政治力量是不可能对法律施与的社会秩序给以任何尊重的,于是,占据最高统治位置的那个人就可以侃侃而谈他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做天下人都不敢做的事。问题在于,统治者作为个体“无法无天”,顶多在这块土地上再出一个打家劫舍的强盗或者欺软怕硬的牛二,对社会的祸害有限,不幸的是,“人民的大救星”作为国家力量总代表执掌了中国的最高权力,具有了呼风唤雨的超级能力,这样,民众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牛二了——牛二可以在东京的大街上撒泼耍刁,他有能力让全国人民在一个早晨突然疯掉搞什么大跃进大炼钢铁吗?牛二有能力让全国人民以革命的名义相互残杀(文化大革命)吗?牛二有能力让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吗?可见,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权力使本来与普通民众别无二致、并未超越饮食男女的肉眼凡胎有了某种“神性”。

  权力神性是古往今来所有统治者都梦寐以求的东西。怎么“求”呢?愚民。中国的圣人孔子谆谆教导历代君王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道破了天机。实际上,为了维护统治,想方设法把老百姓弄傻的事情,不仅中国统治者精通,外国统治者也是一样(可见人性是相通的),最开始他们把自己标榜为“天的儿子”(天子),后来说什么“君权神授”,再后来说是“人民的大救星”,都是试图给非法的东西赋予合法性,让民众像绵羊那样温顺地接受驭使,让权力者永远做民众的牧人。

  据说后来历史向前发展了,人们不再相信“天子”了,也不再认为皇帝的权力来自神的授予了,社会底层的人民终于醒悟“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了,被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教授谓之“国家的神话”的种种说辞逐渐熄灭了光环,人类终于在所有社会制度中选择了最不坏的制度,这就是自由民主的制度。

  自由民主制度第一次把人民推到了历史舞台中央,成为政府权力的唯一来源。在这种洛克式的自由民主理念中,人民委托一部分人组成政府,或者说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是用来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如果政府不再行使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而是滥用权力,追求自己的目的,依据美国政治哲学家艾因·兰德的观点,这些人所组成的也就不再是什么政府,而是威胁人民生命、抢掠人民财产的黑帮集团,人民当然有权利废除(推翻)它,重新组建政府。

  令人惊讶的是,自由民主制度不但保证了人民意志在国家生活中的绝对支配作用,它同时还保证了人民可以合理合法通过周期性的直接选举来“废除”(推翻)他们不满意的政府。世界上真有这等好事?真有等好事。“走西方那条邪路”的国家也许各自面临着自己的社会问题,有的比我们还要挠头,但至少在这一点上,那里的人民是值得艳羡的。一张小小的选票决定了他们享有承认还是不承认权力合法性的神圣权利,一张小小的选票决定了他们可以进入国家的政治进程,一张小小的选票决定了权力者必须谨言慎行,因为媒体在民间,他没有国家宣传机器可以用来欺骗人民遮掩腐败为自己歌功颂德。

  任何权力者都想永久保有权力,任何权力者都会为了保持住权力而殊死战斗,任何权力者失去权力的都会感受到极度的精神苦痛。不同点在于,在民主社会,权力者的欲望在人民的选择面前只能终止,因为他无法超越人民凭空制造权力;在专制社会,权力者的欲望却可以无边无际,因为人民无法对其形成阻挡,他只要顺从更高一级权力就可以存在和进一步扩张,这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中,政治斗争不再是人民行使意志的工具(表现为各方政治力量进行合法博弈),而是堕落成了权力者钩心斗角、打情骂俏的游戏,人民的意愿被从社会过程中完全排除了。

  当一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来源于特殊统治人物的“挑选”而不是人民“同意”的时候,当一个社会大大小小的权力者都来源于上一级权力者的物色而不是人民选举的时候,“人民”两个字除了作为宣传符号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换一句话说,在“人民”丧失意义的社会,人民还有什么“权利”可言?人民还有什么“自由”可言?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在人民既没有权利又没有自由和尊严的地方,权力者当然可以把国家公器变为私器,当然可以像黑帮土匪那样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政府对民众持续的大面积政治强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特殊利益集团无止境吸取民脂民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无所不在的腐败案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国家统计数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民众的感受风马牛不相及的;“你们是个屁”、“你究竟为党说话还是为群众说话”之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官员最著名语录的;无权无势者的女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官员们猥亵和强奸的;地震、火灾、水灾、溃坝、矿难之类造成国民之殇的灾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演变为权力者庆功晚会的;完全不具备政治素质的歌星、演员、体育明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排斥打击甚至因为在网络上发布推动社会进步的言论而被逮捕入狱的;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所谓“改制”堂而皇之进入权力者腰包的;千千万万被尊为国家主人的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光荣“下岗工人”的;祖居几百年的老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的;农民的土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权力和资本囊中之物的;父老乡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各种形式死于“强拆”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以世界上最为低廉的价格出卖劳动力支撑这个国家“经济奇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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