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棋牌游戏官网:中国模式,第十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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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芬悖论

秦晖 (进入专栏)  

那么高额贸易赤字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呢,我们现在换一种货币,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呢?大家可能知道国际金融理论有一个说法叫做特里芬悖论(因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增长之需,美元的供给必须不断增加,从而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必然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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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条件:币值稳定与巨额逆差

也就是说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个货币是稳定的,如果它随时可能贬值,那么谁都不愿意用它,谁也不愿意持有它,你就不可能变成国际货币。第二个条件就是这个发行货币的国家必须是有巨额逆差的,大家想一下如果你没有逆差,你的货币再坚挺,我怎么才能持有你的货币呢?如果你的贸易是顺差,你是用商品来支付进口的,那你的货币就根本留不到别人的口袋里头。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愿意用美元做世界贸易,原因是因为大家手中都持有美元

人民币大家知道也不错很坚挺,中国经济实力也挺强,但是人民币就是不能变成国际货币,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你再怎么坚挺但我手中没有啊,中国的贸易是巨额的顺差,中国从来没有用人民币去支付什么进口需求的那种逻辑上的可能,因为中国从来就是出口大于进口,别人手中怎么可能持有你的货币呢。

别人手中持有你的货币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送钱给人家,一种就是你用你的货币去买别人的东西,而不是用你的东西去换别人的东西。那么美国在马歇尔计划期间的确是给世界送了很多钱,尤其是给欧洲人送了很多钱,美国的所谓的霸权的确也是和美国人的这种做法分不开的。但是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可能持久的,后来美国就变成了以贸易赤字为主要手段


  

这两个条件相互矛盾

所以特里芬悖论的意思是什么呢?特里芬悖论是说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他稳定,第二个条件就是大家手中都持有。可是这两个条件是一个悖论,因为通常而言,如果你有高额的贸易赤字,那你这个货币就容易贬值这个货币就难以稳定;如果你的货币要稳定,你的贸易就应该是基本平衡的,那么你贸易平衡就导致别人手中就持有不了你的货币。所以有人说,中国经济这个总量再高,人民币也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的。道理很简单,假如中国仍然像现在这样维持一种贸易顺差的格局,别人没法持有人民币,除非你送给人家。

  什么是“中国模式”?

强大国家贸易赤字

我们也知道世界经济史上长期以来一直有这么一个怪现象,凡是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影响力很大,它的货币周边国家都愿意用,外国持有他的货币的国家很多,那么这个国家在对外交往中,通常都是贸易是巨额赤字的,包括过去的罗马帝国、中国汉、唐、元这几个时期。在这几个时期,中国的特征就是送到外面去的商品交换价值要低于外面进入中国的商品,中国就用自己的货币来支付这个差额,使得周边出现了很多中国的货币,我们在日本可以看到中国的钱,在朝鲜看到中国的钱,那个时候中国的贸易是逆差的,但是国力是很强大的。

  

明清时代贸易顺差

那么到了明清就不一样了,大家知道从明代中叶开始中国就成了外贸顺差大国,给国际市场提供茶叶、丝绸、瓷器等等,但是中国那个时候不买任何外国的东西,结果外国就要用白银来支付,以至于使得中国这样一个本来不产银的国家,居然白银成了流通的货币。这是怎么造成的?这就是中国那个时候巨额的顺差造成的,可是大家知道中国在那个时代是最弱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些人说中国贸易顺差多伟大,这个背后的逻辑完全是弄反了。但是我这里也不想把话题扯得那么远,我只是说对于美国而言,贸易逆差等于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在经济全球化中向外部世界透支,以掩盖国内债务陷阱的一个功能


民主制度的实现

  现在议论“中国模式”变得很热闹。有人说已经有了这么个模式,有人说还没有。在说有的人中,有的说这是个好模式,有的说它是个坏模式。而在说好的人中,有人说它可以推广,有人说它只适合我们的特殊条件,不宜到处鼓吹。而所有这些争论的前提,就是所谓中国模式究竟是什么?

国王征税与国会征税是不同的

在没有全球化之前,如果一个国家的财政是在一个孤立国中进行的,那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毛病是不可能被搞得很厉害的,因为民主制度下你说老百姓是不是就要撞死南墙不回头吗?民主制度下老百姓就不可能接受增加税收或减少福利呢?肯定不是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老百姓就只愿减税不愿增税,只愿增福利不愿减福利,那民主国家早就垮台了。

实际上我们知道,像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之所以出现宪政民主制度就是因为皇上要向他们征税,结果老百姓不干,大家知道所谓的国会和王权的斗争都是因为征税造成的,国王要征税国会不同意,所谓国会不同意就是老百姓不同意。一国内部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美国为什么要独立呢?就是因为英国人征印花税、茶税,结果导致美国人的反抗。

但是美国人或者西方人是因为不愿交税而推翻了王权的吗?可是当他们建立民主制度以后,国会征税比国王征的多,老百姓确还是愿意的,为什么呢?

  我觉得中国当然不是事事特殊,它的增长有些因素是共通的。比方说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世界上都不只中国有,就是什么两者结合的“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中左”、“中右”乃至“混合经济”,也几乎可以说是普遍现象--毕竟现在“纯资本主义”或“纯社会主义”在这个地球上可以说都找不到,各国都可以说是混合经济,而且从更多点资本主义到更多点社会主义的各种不同混合比例都可以见到,我们谈不上有什么特别。

国会征税为人民

因为国会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国会叫做无代表不纳税,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自己选出人来决定我们国家需要多少钱,现在争来的钱是为了我们自己办事,那么我们当然愿意拿。因此在民主制度下,本来老百姓是愿意多交税的,因为他们知道不给马儿吃草马是不会跑的,老百姓当然会懂的这个道理,因此在民主制度下,老百姓愿意多交税的例子是很多的。

反过来讲,老百姓愿意降福利的例子也是很多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东欧剧变以后不久,东欧各国普遍搞休克疗法,所谓的休克疗法就是财政紧缩,财政紧缩就把东欧原来很多不合理的福利给取消了,那老百姓是可以接受的。休克疗法其实就是紧缩,东欧搞紧缩基本上都搞成功了,为什么希腊就搞不成功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东欧的老百姓都是把紧缩当作争取民主需要付出的代价,他们通过紧缩得到了民主,所以老百姓是愿意的。那么希腊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民主早就有了,他们通过紧缩并没有觉得换来什么别的东西,那当然他们就不太愿意了。


  但是中国当然也有一些特点,无论叫它“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还是中国模式,总之就是那么回事。其实就是个比较出来的概念。而这个比较的主要参照系,应该说就是西方。无论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的对举,还是“中国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的说法,说的都是中国与西方的不同。

专制之下百姓要求福利

剧变前东欧的老百姓为什么愿意接受紧缩呢?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些国家在剧变前都是高额的财政赤字,像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两个最早出现宪政的带头羊,实际上在财政上都是债务最高的国家,那他们的债务是怎么形成的?

这是因为在专制体制下,虽然没有这种制度上的约束,但老百姓的行为对统治者造成了事件性的约束。所谓事件性的约束就是指虽然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但是每一件事我们都要维护我们的利益。讲的简单点就是统治者横征暴敛,我们要尽量的阻止,统治者已经搜刮去的钱,我们一定要让他为我们办事我们要理直气壮的要求他们为我们办无限多的事

为什么你要为我们办无限多的事呢?因为你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既然承担了无限的权力就应该承担无限责任,所以你活该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都要你提供,你提供不了,我们就骂街,那么在这种压力下,当然政府就出现了财政赤字,这种情况其实和当年的英、法是一样的。

  问题在于其实“西方”内部也千差万别。前不久北大的姚洋教授总结中国模式的特点,一是比较注重平等,二是有个“中性政府”。这第二条容俟后述,至于第一条,如果说我们比美国“注重平等”,这虽有争议,至少有人还可以这么说。但是与瑞典相比呢?即便按他的定义,我们好意思说比瑞典更“注重平等”吗?

财政被逼的公开、透明

波兰人后来就出现了圆桌会议,所谓的圆桌会议无非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坐下来就权力和责任进行商量,讲的简单点就是统治者说“你们的要求我们没法满足,我们只有这么点钱,我们跟你们商量,现在无非就是两条道路,要么你们多交点钱,要么就是你们让我们少干点事儿。你要求的这个高福利我们提供不了,你让我们提供那你们就多交点钱。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知道政府财政公开、预算透明,老百姓不讲也有了,老实说统治者是愿意向老百姓亮账本的,之所以愿意其实都是财政赤字造成的。

我们知道宪政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渐进的内容,所谓渐进的宪政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不要着急搞什么政党竞争这个东西太遥远了,但是我们首先要做到一步就是政府挣了多少钱,我们必须要知道他怎么花这些钱,讲的简单点政府的账本我们要看,这就叫做财政公开、预算透明。这是走向民主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可是这个条件怎么才能产生呢?大家想想什么样的统治者愿意向你亮账本呢?

如果这个统治者他想要你的钱随时可以抢过来,抢过来的钱他只给自己花,不给你花你也不能向他问责,那他凭什么要告诉你账本呢?他向你亮账本只有在一种条件下,那就是他向你征税很困难,而你又逼他不断的花钱,导致他最终欠了一屁股债,他实在没办法了,这个时候你不讲财政公开、预算透明,他都主动的把财政公开、预算透明了,就像我刚才讲的圆桌会议就这么出来了。


  所以,如果我们要说“中国模式”体现了与“西方”的不同,那当然不是说与西方某一个国家例如美国的不同,而是与所有西方国家、至少是主要的西方国家的不同。如果我们在所谓的西方、即从美国到瑞典的那些国家归纳出某些他们共有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恰恰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从美国到瑞典--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

民主的分歧

而且在这种背景下,老百姓中对这个问题肯定有不同的意见的,因为有一些人比较弱势,他需要国家更多的保障,那么他们就会赞成国家多征点税,然后多搞点福利;那么又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很有自信,他们需要有更多的自由,他们就不愿意让国家征那么多的税,当然也不希望国家负太大的责任。

这个时候老百姓自然而然就会有不同的取向,那老百姓和统治者之间到底签订什么样的合同呢?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合同范本,比如右派提供一个的范本,你如果让我执政,我会给你们更多的自由,但是你不能指望我什么都给你们包下。那么左派又说我可以大包大揽,我可以给你们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但条件是我可以随时把你们抓起来杀头,我这个权力要无穷大。

那这就由老百姓来选了,老百姓既然选了右派,那右派一开始就声称是可以给你们自由,但是不能大包大揽的,那么这个契约既然已经定了,老百姓当然就要认。大家知道在圆桌会议以前,波兰市场上物价一涨老百姓就抗议,暖气烧的不够暖老百姓也抗议,但是圆桌会议以后老百姓就接受了。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制度本身,它并不必然导致老百姓一根筋的主张,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全球化下民主的危机

但是一般来讲,国家的财政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或者说在一个孤立国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现在我们搞全球化了,搞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全球的金融越来越一体化,一个国家的财政越来越可以通过透支、借债向全世界进行稀释,那么就会造成债务扩容老百姓感觉不到。比如说像希腊人那样低税收、高福利,但是居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希腊人过得很舒服,谁会觉得这个事情需要改呢?

因此这种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透支效应的确会使民主政治导致巨额赤字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那么政府欠了一屁股债,当然就会产生政府没钱花,也就是所谓的福山讲的国家能力不足问题。

关于这一点我在2011年深有感触,我到法国去了一趟,呆了大概半个月,我有个感觉就是法国当时几乎所有的景观灯都不亮,所有的喷泉都不喷,大概只有协和广场的一个喷泉还在喷。你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会说国家没钱,可是法国人的福利是不能动的,法国人该有的各种各样的保障国家是不能少的,那么国家只能节省一些面子上的钱。我要讲其实这个面子实际上是省不了多少钱的,法国的国家财政赤字能够通过你不点灯、不放喷泉来解决吗?根本是不行的,但是法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搞呢?很简单就是要使老百姓知道我们国家的财政有困难。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金融一体化的透支效应会使得民主制度对财政赤字的约束功能越来越差,那么这个越来越差就会产生西方政府的财政透支。

  这次危机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这些“特点”的难得机会。我们知道所谓“西方”其实是个万花筒,其中既有像瑞典那样比中国还要“社会主义(社会平等,共同富裕)”得多的“左派”国家,也有像美国那样讲究自由竞争、市场开放的“右派”国家,而且他们每个国家内部也是万花筒,都有各自的左右派在那里争论。但一个共同点是他们现在遇到了难题,而且说实在的,两派都没有万全之策。“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左右两派吵翻了天,左派说这是右派自由放任造成金融监管不严之过,右派说左派搞凯恩斯主义赤字膨胀弄得国家财政破产了。

另一个冤大头玩家

但是大家知道透支除了有这种机制以外,它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还要有个冤大头就是要有人愿意被你透支。这和抢钱是不一样的,抢钱你可以说有霸权就行,透支是借钱,借钱的一个条件是别人愿意借给你。那么现在有了借钱的机制,也就是全球化,还得有一个愿意把钱借给你的人,这个游戏才能玩得成。借给你钱的人是谁呢,这就是和你一起玩全球化,但是体制和你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反的另一类国家,也就是冤大头

  其实摈除派别的偏见,左派和右派所主张的那些理论各有优缺点,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不是这两种毛病的任何一种。现在西方,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这次爆发危机的核心问题就是民间和国家借债太多,窟窿太大,弄得资金链断裂了。民间借债比较复杂,但根源和国家负债的根源是一样的,对此我另外写了文章讨论,这里从略。而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负债呢?不管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还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尽管各有缺点,但理论上都是账面平衡的嘛,凯恩斯主义承认赤字财政,也是要可控的嘛。为什么会搞成现在这样?

两个玩家的制度不同

我刚才讲过西方这些国家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债务,原因就是他们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而老百姓在高福利、低福利之间,他们喜欢高福利,在高税收、低税收之间,他们喜欢低税收,因此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那么国家的口袋里是不可能有很多钱的。

跟这些国家一起玩全球化游戏的,尤其是玩金融一体化游戏的还有另外一类国家,这一类国家也有左派、右派。而且这一类国家的左派、右派你分析起来还都是从西方学来的,不管是来自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还是来自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都是西方的。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玩游戏的平台和西方完全相反,他们的左派、右派不需要讨好老百姓,他们的左派和右派只需要讨好皇帝

这里我要讲,不是说他们的左派、右派在道德上有什么缺陷,你不讨好皇上也行,但是如果你不讨好皇上,你的主张是很难被付诸实施的。假如你只想当一个书斋里头的学者,那当然就无所谓了,但是假如你希望你的政策被皇上采纳,那么你就不得不投其所好,而我们知道,皇上对左派、右派的主张也只喜欢一半,这和老百姓是一样的。但是他喜欢的是另一半,皇上喜欢横征暴敛,皇上喜欢国家有更大的权力,但是同时皇上又不太喜欢有太大的责任,也就是说左派得势,皇上的权力就变大了,就更加横征暴敛,但是他的责任仍然是不能追问的;那么相反,皇上也很喜欢右派,因为右派得势,皇上的责任就变小,右派为他推卸责任他是喜欢的,但是右派要限制他的权力,他就不喜欢了。

所以这种体制下的规律就是政策一右,统治者的责任就推卸得厉害,福利问责就更谈不上了。而政策一左,他的权力变更大,税收便更高,而责任又不承担,因此这么一左一右的变化,国家会产生一个相反的状况,就是统治者手中的钱会越来越多,多到他都没办法花。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乱撒钱了,也是在这个时候,美国、西方国家正好需要透支。他如果不透支我们的钱,我们还不知道放在哪,而且我们现在投资的风险也很大,那巴不得他透支了。那么有透支的机制,又有愿意被你透支的人,那当然这个游戏就越玩越大了。于是这样的游戏,在玩全球化的这两种国家的类型中,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两种问题是很不一样的问题在一边造成了政府乱花钱的问题,在另一边造成了政府没钱花的问题

而对于西方国家,的确会带来如福山所讲的国家能力的问题,讲得简单一点,就是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使得民主体制的财政基础变得越来越薄弱。

  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的左、右派都处在一个民主的平台,双方都要为老百姓说话。左派说高福利理直气壮,说高税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说低税收理直气壮,说降福利他们就吞吞吐吐的。如果是高福利、高税收,或者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搞成低税收、高福利,当然就成了财政大窟窿了。他们的左派一上台就说国家要为老百姓花更多的钱,右派一上台就说国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么多钱。这么折腾几次,国家财政不破产才怪,而且左右互相埋怨管什么用呢?这本来就是你们两家共同造成的嘛。如果民主制度都这样运作,早就破产了。

  我当然认为民主比专制好(用更为低调的说法,也可以讲作为一种制度,民主比专制的坏处小)。但民主的问题我从来不回避。那么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运作?其实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财政真要出了一些问题,本来很快就会反映到社会上,造成一些小危机,老百姓感受到了,觉得这是个问题了,那么无论是税收增加,还是福利减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实民主制度一两百年税收就是明显增加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税,岂能维持到现在?福利也是一样,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那末这几十年为什么不这样呢,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为什么不是这样呢?这与全球化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大幅进展有关,同时更与这种全球化在性质上的扭曲有关。

  所谓深度,就是经济全球化深化了,尤其是深化为金融的全球化,原来在全球做买卖,问题不大,现在可以全球借钱、全球透支,这就有问题了。因为债务窟窿通过透支来填补,就反映不到社会上,老百姓感觉不到危机,自然会把“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玩下去。尤其是美国,凭借美元的地位就透支得更厉害。但是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拖得越久窟窿越大,最后一旦烂包,就不是小危机了。

  所谓广度,就是原先玩全球化的只是西方和他们的殖民地,现在发展中国家加入进来,冷战结束后“前计划经济国家”也加入进来,全球透支的对象就多多了。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更是他们的最佳透支对象。

  

  “中国模式”的特点不在“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

  

  因为中国正好跟他们相反,这就是“中国模式”了:中国也有左、右派,而且中国的左右两派理论,比如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也都是从西方传来的,老实说谈不上什么“特色”。中国的特色不在于“主义”,而在于那个平台:西方的左右派都是在民主的平台上玩,而中国的左右派却是在一个相反的平台上。于是中国的左右派首先都是在为“皇上”考虑,而不是为老百姓考虑--我这并不是进行“道德谴责”,中国的左右派也许良心不比西方的左右派差,问题在于他们生存的平台不一样。于是他们无论左右,所扮演的角色就都与西方截然相反:咱们的左派鼓动国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而咱们的右派就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过去说我们的做法是“打左灯,向右拐”。其实西方也有类似的问题。只不过方向相反:咱们的政府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承担“资本主义式的责任”,而他们的政府只有“资本主义式的权力”,却要承担“社会主义式的责任”。

  用我们以前的一句话来讲,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这句话很有意思。其实理论上讲,市场经济应该要限制政府权力,是“市长不找,市场找”,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市长”不能随便找老百姓的麻烦。他要想支使老百姓,常常要借助市场。

  比方说“市长”喜欢官办企业,计划经济下他可以找民营企业的麻烦,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官办企业只能在市场上与民企竞争。计划经济下哪张报纸惹了“市长”,他就可以“找”上门去把它灭了,但市场经济下不行,你不喜欢它,你就得自己办一张老百姓更爱看的报纸,在市场上把它竞争垮嘛。这就叫“市长不找市场找”!这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

  但是在我们这里,这样说,“市长”不爱听。于是只好捡他爱听的说:计划经济下老百姓什么柴米油盐生老病死都要你管,烦不烦?现在搞市场经济,就可以让他们自生自灭,不会“找市长”您的麻烦了!于是“限权”就这样变成了“卸责”!责卸了,权还不受限;“市长”可以找百姓,而百姓不能“找市长”,多好!

  可是,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下要你这个市长干什么?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服务的,怎么老百姓就不能找你呢?老百姓找你你就把他推出去叫他“找市场”?“市长”可以随便找老百姓收税,而老百姓不能“找市长”要福利,如果是这样的话,哪个国家不富的流油呢,我讲的富的流油是讲国家财政,不是指老百姓的钱包。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政府特有钱。他们的政府捉襟见肘到处化缘,我们的政府花钱如水挥金如土。我们一个镇政府的豪华大楼比人家大城市市政厅还阔的多,我们的城市充满“形象工程”,奢侈得让那些“富国”来的游客目瞪口呆。“大裤衩,水煮蛋,别人不敢,咱们干!”就这样钱还花不出去,正好美国要透支,不借给他,藏着掖着咱们也不放心呀!

  这就有了咱们的“模式”!其实中国并不比别的国家更左或者更右。只不过,中国“左”起来给政府扩大权力很容易,但追问它的责任却很困难;中国“右”起来呢?那推卸政府的责任很容易,但限制它的权力却很困难。这样搞,当然也有优越性,那就是原始积累的速度快,此外应付事态的能力也特别强,手中集中了巨量的钱,要搞刺激经济计划当然容易,要摆平什么人什么事,出手也特别阔绰。可是这样搞的后果是什么?通常人们都会说像这样加速投资会不会加剧产能过剩,垄断部门谋取利益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加剧,人为压低居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以及权力集中的种种风险等等。这些我们就姑且不论。现在我要讲的是:假如这样的模式,以及以这种模式和前面说过的西方那种模式的互动为特征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全球化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话,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将会怎样。

  

  “共识”的背后:“左”“右”派经济学家为什么都夸奖中国?

  

  现在国际上社会学界、政治学界对中国批评还是有的,但是在经济学界我所看到是一片赞扬声,一开始是“左派”、凯恩斯主义者赞扬,说中国不搞自由放任,真好!后来“右派”也跟上来,说中国不搞福利国家,真行!奈斯比特(J.H.Naisbitt)1997年在中国出了一本书叫《亚洲大趋势》,后来有人写了书评题曰:《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这本书说全世界现在都给福利国家搞坏了,只有中国政府完全不管福利,百姓只能靠自己和家庭的奋斗,因此特别吃苦耐劳,创造了经济奇迹。其实他当年写这本书是专门跑到中国即时让人给他翻译成中文本出版,在中国炒成畅销书大赚一笔,却没有先出英文本。那时他发表这些言论还不太有底气。但是最近他又写了本《中国大趋势》以英文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高调推出,又把这观点进一步膨胀,这时是信心满满了。中国的确行,在世界上开创了一条冲破福利国家的道路。张五常先生最近也一再讲中国创造了人类最好的体制,就是既不搞福利也没有工会,还说世界的趋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高福利国家要学低福利国家,低福利国家要学负福利国家。总而言之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左右派都觉得中国模式的确有吸引力,左派表扬中国低自由,右派表扬中国低福利,出现了一场大合唱。

  可是老实说,他们表扬归表扬,要学中国都学不了,除非他们废了民主制度。道理很简单,在他们那个平台上要既降福利又降自由,几乎根本做不到。而且他们就真想这样?其实他们左右两边不过是拿“中国奇迹”当自己的论据来敲打对方:左派夸奖中国低自由是要证明福利国家有理,右派夸奖中国低福利是要证明自由放任有理。可是既低自由又低福利的可能性,他们是不去想的。

  当然既低自由又低福利而体现出“竞争优势”,这是在加入了全球化以后才出现的。如果两个模式关起门来竞争,我不认为这种模式有什么优越。北朝鲜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改革前也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打开国门,在一个市场、投资行为都高度全球化,金融也高度全球化、但是人权标准没有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竞争,那这种模式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激励,要讲让人玩命地干活它就未必敌得过铁腕体制。福格尔(R.W.Fogel)曾经论证过内战前美国南方奴隶制比北方有“效率”,多马(E.D.Domar)也曾论证过17世纪以来东欧“二度农奴化”经济比自由农民经济有效率。当然那都是在大市场背景下(福格尔讲的是在全美经济一体化情况下,多马讲的是向西欧市场出口的东欧商业化农奴制庄园)。其实奴隶制下也可以有“物质刺激”,并非“干多干少一个样”,主人完全可以重奖奴隶中的“劳动模范”。人们经常谈论的监督成本问题,如果说在福格尔与多马探讨的农业中都可以解决,制造业应当更有可能。自由经济不是凭人们拼命干活、而是凭它活跃的不断创新去胜过铁腕体制的。而在融入全球化的条件下,前者创新出来的东西后者可以学,后者的铁腕却是前者没法学的。于是后者不仅在一定意义上有“优势”,而且我认为的确有一种可能,即在目前全球化的运作中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里我只讲可能,我从来不认为历史有什么“必然性”,我甚至也不认为这种可能有多大的实现概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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