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棋牌游戏官网诸善之间,对古典自由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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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 (进入专栏)  

在罗尔斯从上世纪70年代起陆续出版的几部著作中,《正义论》是第一部也是最具有原创性的著作。《正义论》的基本旨趣是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的。它是在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中提出的一种修正主张[1]。古典自由主义,按照通常的理解,是从英国哲学家洛克开始的。洛克的自由主义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人们是通过缔结某种原始的契约而进入社会状态的。这种学说认为,在缔结这项契约之前的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拥有自然权利,在受到侵犯时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力;而一当人们通过某种最初的协议联合组成一个共同体以谋求和平安全的生活,他们就放弃其自然权利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的限制。古典自由主义中有两个主要的传统,一个是从洛克开始,经休谟、卢梭到康德的契约主义传统,另一个是从边沁、密尔到西季威克的功利主义或普遍快乐主义传统。这两个传统各自都包含着某些不一致的地方。在前一个传统中,康德的自由主义学说显得很特殊。康德似乎只将自己局限在一般道德哲学的范围,很少直接谈到同政治相关权利,同前几位作者的思想难于合拍。康德伦理学的主题是,人是一个有理性的选择者,可以决定选择什么作为普遍的准则,人通过选择一种普遍的行为准则的方式使自己成为理性世界的成员。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中,边沁与密尔都表达了普遍快乐主义理论,然而密尔又通过区分不同质的快乐在这种理论的框架内容纳了个人的自由权利。在这两种功利主义学说中,由边沁开创并在西季威克和经济学家埃奇沃思的著作中得到进一步阐发的理论观点,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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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主义自从由边沁和密尔有力地提出以来,逐步成为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最重要的学说。一个原因是,关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契约主义传统是一种启蒙思想,同革除等级制度与摆脱神权束缚的社会运动相适应,是一种关注于制度的合理基础及建立制度的合理方式的学说,同对于一种制度的持久有效的管理有一定距离。而功利主义则似乎同对一个制度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管理有更大相关性。另一个原因是,边沁、西季威克和埃奇沃思所阐述的功利主义学说具有理论的简明性,它采取一种将各个个人的福利加总的善总额的观念,并主张“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即这个善总额的最大程度的增长——作为主导社会政治实践的原则。这种简明性使功利主义成为制订法律制度与政府政策方面诱人的指导原则。相比之下,契约主义似乎依赖于一些复杂的理论假设,并且在政策涵义上不甚明了。

  

按照罗尔斯的看法,这两种传统的自由主义各自都存在着严重问题。在功利主义方面,由于将所有人的善总额的最大增量作为考量的惟一尺度,它将允许为着更大的总体利益而侵犯人的权利。在契约主义方面,它提出了一个平等自由的正义观念,但是由于提不出任何确定的标准,它便求助于某种自然秩序观点,相信某种自然秩序可以保障平等的自由,因而在减轻自然、社会偶然因素对人的生活起点的任性影响——至少在减轻自然的偶然因素的这种影响方面——无所作为。所以,契约主义关于平等的自由的观念是不彻底的。不过在这两者之间,罗尔斯认为功利主义的问题是根本性的。因为,一种允许以侵犯一部分人的权利的方式来提高总体功利的理论从正义方面不可能得到证明,尽管功利主义者恰恰是以这一点来证明一种制度安排的正义性的。契约主义传统的问题是理论方法性质的。首先,契约主义,至少是其中的一种主要传统,即洛克主义传统,过于依赖一种并未真实地存在过的“自然状态”概念引出它的理论结构,而没有检查过产生平等的自由的观念的真正根源;其次,这种传统的契约主义提不出清楚的标准,也没有考察过标准、程序与实质性结果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第三,它也没有考察平等的自由如何才能贯彻到一个将持久存在下去的制度安排上的问题。但是,洛克主义的契约主义的这些问题似乎可以从对平等的自由的一种康德式解释中得到救正。对罗尔斯来说,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使洛克主义的契约主义传统的平等的自由的观念引申到程序的和制度的方面,成为一种实质性的正义观,从而恢复其应有的活力,并取代边沁等人所阐述的古典功利主义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的主导地位。他在《正义论》的“序言”中这样表明他的这一目的:

  这是一个暴躁的时代。在微博上我见过几个经济学爱好者吵架,说起来也是真名实姓、有头有脸的人物,吵起来竟然也时不时冒出“你这个傻叉”、“XXX这个蠢货”、“你吃XXX的屎去吧”这样的用语。如果真是希特勒和犹太人那样不共戴天也就罢了,但真要仔细去推敲,发现争论双方很可能70%甚至90%的观点是相似的,但即使是30%甚至10%的分歧,也往往导致“一言不和就掀桌子”。

我一直试图做的就是概括洛克、卢梭和康德所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使之上升到一种更高的抽象水平。我希望这样作能把这种理论发展得能经受住那些比较明显的、常常被认为对它是致命的攻击。而且,这一理论看来还提供了一种替换功利主义传统中的那种主导观点的对正义的系统解释,这种解释优越于——或是我将证明它优越于——那种功利主义观点。这种解释导致的正义理论在性质上是极其康德式的。其主要的观念是古典的和众所周知的。我的意图是要通过某些简化的手段把它们组织成一个一般的体系,以便它们的说服力得到充分的评价。如果本书能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隐含在契约论传统中的这一替代性正义观的主要结构性特点,并指出对它作进一步阐述的方式,我写作这本书的抱负就完全实现了。[2]

  这样的暴躁显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家。在一个不习惯于就公共议题展开公开辩论的社会里,人人都是易燃易爆品。在一个有着悠久的“你死我活”传统的文化里,真理永远是独家经营。

罗尔斯认为契约主义中的洛克主义同康德主义有一种内在的契合性,至少是就它们组成一个一般的体系的那些结构性特点而言,尽管它们看起来有很大区别。如果能将这两种契约主义传统中的核心观念组织为一种有内在一致性的体系,以契约主义替代边沁等人的功利主义的目标就能够实现。这就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确定的中心工作。他因此对古典自由主义做出了三个主要的修正。

  我对迈克·桑德尔的喜爱,与其说是因为他的某个具体观点,不如说是因为他对所有论敌抱有最大程度“同情性理解”的态度。作为一个当代政治哲学家,桑德尔被划分在“社群主义”这个理论阵营里,但是在他著名的哈佛公开课里,以及根据课堂讲义整理出来的《公正》一书里,桑德尔对社群主义的竞争对手——功利主义、右翼自由至上主义、左翼平等自由主义、康德式的普遍人权学说——都作出了最善意的阐释。当然他的论证最终引向了对这些理论的批评,但这是在对其作出最充分的辩护之后。

  正是因为桑德尔这种“厚此不薄彼”的公允,《公正》一书教给读者的与其说是真理,不如说是困惑;与其说是信念,不如说是迟疑。但困惑和迟疑并不一定是坏事。当思想太多地被权力用来当作棍棒,困惑就成为宽容的前提。当人人争当杀气腾腾的真理代言人时,迟疑则是一种智性的成熟。“当你知道的越多,你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也就越多”。

  比如,有个恐怖分子嫌疑人,可能掌握了一个会导致成千上万平民死亡的恐怖袭击秘密,只有拷打他才可能获得该信息。为了获取信息,应不应该对他进行刑讯逼供?应该?那么好,你是哲学上的功利主义者——因为你认为为了多数人的福利,可以牺牲一个个体的权利。但是,如果无论你如何拷打他,他都不会招——除非你对他三岁的小女儿实施酷刑——你还愿意做那个功利主义者吗?在成千上万平民的生命和一个小女孩的权利之间,你大约感到了迟疑。

  再比如,篮球巨星乔丹在运动生涯里,年收入曾高达数千万美元。政府应该对他强制征收高税收,以促进经济平等吗?你也许会说,应该,因为他每年交出100万分给100个贫困家庭,对他自己来说,不造成什么大的损害,却可能大大改善100个家庭的生活水平,甚至可能改变100个孩子的命运——这里促进的可不仅仅是结果平等,而且是机会平等。可是,那么,政府有没有权力——出于同样的理由——强制我们献血甚至献骨髓呢?毕竟,在体检合格的情况下,捐点血甚至骨髓不会真正影响我们的健康,对于那些急迫需要这些医疗救助的人,这却是雪中送炭。在平等和权利之间,我们再次感到了迟疑。

  又比如,一个叫比尔的人,碰巧知道一个叫威蒂的人的下落。由于威蒂是个毒贩,正被政府通缉。比尔应该向警察供出威蒂的下落吗?当然应该,你可能会说。可是,如果威蒂是比尔的亲哥哥、并且从小两人相亲相爱呢?事实上,这个叫做比尔·伯格的人宁可为了哥哥而辞去麻省大学校长的职位,也不肯配合警察揭发哥哥。事实上不少人被他对哥哥的忠诚及其牺牲所感动。可是,难道一件正确的事情,仅仅因为适用于你自己的亲人,就变成一件错误的事情吗?在康德式的绝对命令和桑德尔式的共同体忠诚之间,我们再次陷入了徘徊。

  这样的例子可以无限举下去。如果“生命是最宝贵的”,我们愿意为了降低高速公路上的车祸伤亡率而将最高时速降低1/4甚至1/2吗?如果只要不伤害他人,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女性可以将自己的子宫作为一个工厂,在淘宝上出售自己的婴儿吗?如果政府应该保持价值中立,那么政府应该花同样多的钱资助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垃圾肥皂剧吗?……根据心理学上的“认知冲突”理论,人有追求逻辑一致性的本能,但是这些令人困惑的情境似乎又提醒我们,没有一个正义标准可以放之四海且贯通古今,每个人实际上都在特定情境下“因地制宜”地选择正义原则。在读《公正》之前,我们也许清楚自己的原则是什么,读完之后,可能反而变得糊涂,因为每一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

  每一种观念似乎都有它的道理,未必导致相对主义。它只是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构成冲突的未必仅仅是“善恶”之间,一种“善”和另一种“善”也可能构成紧张关系。权利和福利之间,“绝对命令”和“人之常情”之间,平等和效率之间,自由和安全之间,常常存在着取舍关系。我们尽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念,论证哪种取舍更合理或更合乎时宜,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没有代价的选择,那也许我们就需要提高警惕。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从立宪派到革命派,从复古派到西化派,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从市场原教旨主义到民主万能论,有太多的观念传销者试图告诉我们存在着一种“包治百病”的药方,遍体鳞伤之后,也许我们可以在下一次冲锋陷阵之前,表现出一点点的犹豫?

  犹豫不是为了逃避选择,但是它令选择之后的制度设计更加审慎和包容。也许我们的观念会被四通八达的“同情性理解”所模糊,但模糊下去的论点之下会显现出更清晰的论证。每个人最终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这应该是通过穿过论敌的观念,而不是绕过它们。有人在形容美国的立宪经历时指出,这不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而是一个伟大的妥协。的确,在诸善之间,妥协比胜利更值得庆祝。

  《公正》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它思考哲学的方式。这本书并不讨论一个个抽象的哲学问题,而是引领我们发掘生活的哲学性。在桑德尔的带领下,我们发现原本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里都暗藏着一个“哲学按钮”,按下那个按钮,庸常事物收拢的意义就会“孔雀开屏”。大到言论自由的边界何在,小到餐桌上的AA制是否合乎伦理,都可以进行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亚里斯多德、康德、罗尔斯、诺齐克的思想不再是学派派的概念游戏,而是照亮现实生活的手电筒。

  在这个意义上,桑德尔可以说是受人以渔而不是受人以鱼。当然过于频繁地掏出“手电”也可能败坏生活的兴致。有一次我和城东的两个朋友聚会,在选聚会地点时,我情不自禁地思考:难道不应该在东边聚餐吗?一个人跑胜过两个人跑,这符合功利主义原则……但是凭什么要为两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个人的利益,这难道不是传说中的多数暴政?……看来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沉睡的哲学家,千万不能轻易惊醒它,因为所谓理性,就是一场伟大而漫长的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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