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的文化使命,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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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润为  

吴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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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复兴,归根结底,体现为文化的复兴。所谓文化复兴,就是要成为文化强国,形成气象汪洋的文化软实力。而今,这样的历史机遇已经到来!清醒把握历史走向,主动承担文化复兴的使命,争取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就是我们应有的文化自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金融体系崩溃为特征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值得关注的是,为何出现了一些国家的财富向发达国家金融垄断集团大规模转移现象?这反映出当代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剥削掠夺方式)出现了何种新特征、新趋势?本文着重回溯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在过去数十年中兴风作浪、重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分析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方式与国际金融危机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反抗新自由主义及其剥夺性积累的全球左翼政治运动的特征和前景。

  

    

  一

  一、资本积累方式的三次变迁与资本主义危机

  

    

  什么是文化软实力?简单地说,就是某种文化通过人们的行为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力。但是,一定行为的形成,除了文化的支配作用之外,还必须依托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比如鲁智深的扶弱抑强,既要有强烈的正义感,又要有超凡的身手。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文化软实力既是它的文化表现,也是综合国力的一种对外实现形式。

  自19世纪私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入21世纪初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经历了三次历史变迁。

  最早提出“软实力”这个概念的是美国全球战略谋士约瑟夫·奈(也译作约瑟夫·纳伊)。他说:“软实力是一种能力,它能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或利诱达到目的。这种吸引力来自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当在别人的眼里我们的政策合法、正当时,软实力就获得了提升。”其实,这个美国人所说的软实力并不软,因为它和美国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一样,都是直接服务于维护美国霸权的目的,而且其本身就有强制扩张的味道,所以人们称之为文化霸权主义。我们所说的文化软实力,则完全是靠中国文化的智慧与活力,对内推动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对外促进世界的和谐进步,并且凭借它在这种实践中取得的积极成果,自然而然地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从而成为其他国家可以分享、愿意分享的精神财富。这也就是说,文化软实力是远离霸权的真正软实力,它表现为一种引人倾慕的魅力,一种让人景仰的威望,一种令人推崇的榜样。

  1.旧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积累及帝国主义争霸战争。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创造过人类历史上的辉煌。如在唐代贞观、开元年间,中国就是文化软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文化的发达、社会活力的迸发以及善气迎人、海纳百川的大国风度,使得中国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成为许多国家和民族心仪的对象。应对方请求,文成公主、鉴真和尚分别越过高山、大海,传播中华文明。新罗全面学习唐朝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日本频频派出大批的遣唐使。至于各国的使节、商贾、访问学者,更是络绎入朝、不绝于市。在各国人民学习中国榜样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也虚心学习各个国家、民族的长处,以至创造了玄奘西行取经的奇迹。“天下朋友皆胶漆”,诗人杜甫曾用这样的诗句形容众望归唐的盛况。至今,世界上不少国家仍习惯于称中国人为“唐人”,就是大唐文化软实力的遗响余韵。

  15世纪末至18世纪晚期,这一阶段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主要目的是掠夺金银财富,进行资本原始积累。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英法美等国为满足本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需要,发动侵略战争去拓展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在殖民地建立新的资本积累中心。到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各国垄断资产阶级到全球各地抢占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

  然而,自清代乾隆后期起,中国便开始积贫积弱,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则被逐步推到亡国灭种的边缘。随着主权丧失、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也成为西方列强轻蔑的对象。1858年,英国《笨拙》杂志发表的一首诗写道:“天生的流氓,那约翰·中国佬。/他把真理和法律抛到九霄,/简直是混蛋,那约翰·中国佬,/这个累赘几乎把全世界拖倒。”1876年,美国国会在调查中国移民的报告中说:中国人“比上帝所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到了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则径直将中国人判定为一个“不道德的、堕落的、不可取的种族”。于是,在濒危中求新生,在落后中图富强,在屈辱中争尊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便成为一代代中华儿女梦寐以求、舍身奋斗的理想。梁启超憧憬过“红日初升,其道大光”的“少年中国”,方志敏曾用“欢歌”、“富裕”、“康健”、“智慧”、“友爱”、“明媚”等词语描画过祖国母亲的新颜。如今,前贤、先烈的遗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中国的现实,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进程中也收获累累硕果。但是,所有这些毕竟属于中国发展进步的阶段性成就。只有到了我国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人和社会全面发展中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时候,我国在化解国际社会各种矛盾、保障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方面靠榜样力量发挥引导作用的时候,我国因为对人类作出巨大贡献而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拥护的时候,我国文化特别是核心价值观为世界人民所普遍倾心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中华民族实现了伟大复兴。国际、国内提供的历史条件都在预示:只要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完全可以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初步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在本世纪末叶将民族伟大复兴推向灿烂辉煌的峰巅。

  1846—1850年,资本主义爆发了第一次严重的过度积累危机,欧洲地区经济出现崩溃,由此引发了遍及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为解决危机,欧洲各国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进行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二是进行地理扩张,其中开拓跨大西洋贸易占据首要地位。但到了1860年中期,这些方式已没有能力吸收资本和劳动盈余。法国爆发了1871年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美国在内战结束后也爆发了无产阶级运动。1870年后,欧洲的剩余资本被迫通过地理扩张和空间重组,在海外掠夺殖民地来应对国内的过度资本积累危机问题。因此,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渗透,为吸收资本盈余和劳动盈余提供了重要的出路,这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政策的内在驱动力量和重要的经济根源。

  

  在这一阶段,由于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日益激烈,最终酿成两次世界大战。

  二

  2.二战后资本积累方式的变迁。

  

  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自上世纪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美国一家独霸地位的确立,其软实力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什么“千年王国”,什么文化“日不落帝国”,什么“历史已经终结”,诸如此类的自诩或恭维如乱花飞絮一般在地球的上空飘荡。一时间,似乎美国的制度和文化已止于至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人类的最终选择。

  首先,从发展中国家来看,由于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西方垄断资本转而采取以加强经济渗透与经济扩张为主要形式的“经济殖民主义”,将发展中国家置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从属和依附地位。采取的手段主要有资本输出、不等价交换和金融垄断。

  然而,新千年、新世纪似乎并没有给这个自负的帝国以特别的眷顾。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的软实力更是像高山滚石一样滑落。经过多年积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再一次发展到对抗程度,国际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前所未有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新自由主义金融政策的纵容下,资本的贪婪似脱缰野马,带动虚拟泡沫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以至进入天马行空的地步。截至2010年,美欧的金融衍生品已达680多万亿美元,几近201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50倍、全球国内生产总值20倍。在这种天文数字的投机游戏中,得利的是华尔街的金融寡头,第三世界人民和发达国家人民用血汗创造的实际财富则往往在不知不觉中遭到他们吞噬。其结果是导致美国和全世界两极分化的愈益加剧。在全世界,占人口2%的富人占有全球的一半财富,饥饿人口达10亿之多;在美国国内,占人口20%的富人控制了全国84%的财富,400个巨富家庭的资产净值竟然是占全国家庭一半的低收入家庭的总和,46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700万人完全失业,中产阶级的生活也面临严重威胁。2011年9月17日,在金融危机中被进一步剥夺的贫困群体忍无可忍,终于在华尔街上演了“美国版的愤怒日”。据统计,仅养老金一项,金融危机给美国大众造成的损失就达数万亿美元之多,但是美国财政部、联邦政府机构和美联储所出巨额资金(总计约8.5万亿美元)的绝大多数,并非用于补偿大众损失的血汗钱和扶助实体经济,而是用以收购美国国债和银行有毒资产。金融寡头享受盛宴,大众在遭受剥夺以后还要替剥夺者买单,这就是美国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2011年8月,美联储原主席格林斯潘在接受NBC电台采访时直言不讳:“美国能够支付一切债务,因为它可以一直印刷钞票”。可以肯定,随着危机的加重,美联储的印钞机还会更加频繁地运转,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全球引发严重通货膨胀,使全世界人民的实际财富进一步遭到剥夺。美元下跌必然要威胁到美元的霸主地位,于是金融寡头频频在全球制造政治动荡,如扩大化的反恐战争,埃及、突尼斯的颜色革命、利比亚战争等等。这是一石三鸟的策略:一是局势的不稳定迫使消费者收敛消费和投资,维持美元的市场购买力;二是削弱国内外舆论对于金融危机的注意力,消解金融危机引发的恐慌心理;三是扩大军火销售,为垄断资本创造营利空间。然而,垄断资本在搬起石头的时候,总是难免要砸到自己的脚:除了丧失人心之外,就是损兵耗财。据美国布朗大学瓦特森国际研究所发布的分析报告,美国10年反恐战争的总开销在3.67万亿—4.44万亿美元之间。2011年5月,美国政府公债总额突破14万亿美元大关。2011年8月6日,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宣布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从“AAA”下调至“AA ”。

  其次,二战后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接受了美国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罗斯福“新政”所采用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开始了社会民主福利国家建设,利润被重新投资于经济增长以及新技术、固定资本和大规模基础设施的更新上。大规模群众消费刺激大规模生产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普及,使得工人阶级不仅成为扩大剩余价值的来源,而且成为日益重要的实现剩余价值的消费中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二战后,美国试图为资本主义各国的贸易和经济发展以及资本的高速积累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并为了对抗社会主义阵营,推行“马歇尔计划”,对盟国进行强有力的经济援助。美国的大量海外直接投资流向欧洲,作为回报,美国向其他国家开放了国内市场,并接受了大量来自欧洲和日本的产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积累实现了快速增长。

  华尔街金融寡头与华盛顿政客合伙剥夺国内外民众的种种表演,撕开了美国“自由、民主、平等”的虚伪面纱。在目睹美国经济的乱象以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比照当年林肯总统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明确指出:在今日之美国,是“1%的人所有、1%的人治理、1%的人享用”,从而道出了美国经济、政治体制为垄断资本操纵的本质。当年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于2011年初表示:“10年前,在网络泡沫破灭前夕,美国占优势。美国的民主被广泛效仿,即便不是始终受到喜爱;美国的技术风行世界;稍加调整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被视为未来的潮流。但美国的道德资本在很短时间内消耗殆尽:伊拉克战争,以及军事侵略与民主推广之间的密切联系给民主抹了黑,而华尔街金融危机则打破了市场自我调节的理念。”他的结论是:“美国民主没有什么可教给中国的”。至于民间的反映,则更为激烈。2010年2月,美国民间测验机构盖洛普公司公布:在民众心目中,国会议员是道德水平和诚信度最低的人群。 2011年8月,《华盛顿邮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应对眼下经济危机负责的是华盛顿的两党政客。近3/4的受访者不相信华盛顿有能力修复经济。2011年9月,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公布的民意调查震惊世界:74%的民众认为美国的政治体系已经崩溃。

  3.由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方式转向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

  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即个人主义的危害。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太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38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是个人主义的最初表述方式。到了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些思想家,如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等,则干脆将自私自利、侵犯别人、统治别人认定为恒久不变的人性。作为一种社会哲学,个人主义以抽象主体原则看待人的本质。它只强调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主体地位,而看不到人同时又是自然和社会的产物。因此,在处理主体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时,总是立足于个人欲望的满足,立足于对他者的占有和征服。随着资本主义金钱盘剥关系的确立,个人主义也演变成了为资本扩张服务的核心价值观。在资本扩张的前期,由于社会财富还不算十分充足,将市场定位在满足人们正当需要的水平上(少数上流社会成员除外),就能达到资本增殖的目的。这时的个人主义主要表现为聚敛财富的勃勃野心和一定的节俭精神(也可称之为新教伦理精神)。当资本扩张进入后期特别是晚期以后,单靠满足人们的正当需要已经不足以填充资本追逐利润的胃口。因此,它必须刺激人们的本能欲求,制造庞大的过度消费群体,然后要求他们对资本的殷勤服务付费。这时的个人主义则应资本召唤,主要表现为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正是资本的无限扩张和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泛滥,使追逐金钱→过度消费→满足无边欲求成为美国人的基本生活方式。而超前消费,恰恰是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重要诱因。正如俄罗斯总理普京所说:“美国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将自己的部分问题转嫁给全球经济”,“像寄生虫一样,依靠全球经济和美元垄断地位生活”。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战后资产阶级现代自由主义派构筑的“以大规模群众性消费刺激大规模社会生产”的福特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潜力已被耗尽,不但不能服务于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导致严重的“滞胀”危机。一方面,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根据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理论,长期运用赤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抑制经济危机,西方经济逐渐形成了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信用过度膨胀、通货膨胀严重、政府财政赤字急剧增加的“四大病态”。另一方面,二战后阶级妥协和阶级调和的福利国家建设使工会力量得到增长,迫使社会支出和工资开支不断上涨,资本积累的利润率呈现下降趋势。

  观今溯古,我们不能不感叹历史的无情。如果从13世纪末的文艺复兴算起,资本主义文化已经有了6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1689年英国频布《权利法案》算起,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不错,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尤其是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时代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但是,资本在对人和自然的贪婪攫取中,也逐渐耗尽了它的制度、文化的能量。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危机中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使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正是以自由为外衣的垄断资本私有制、以民主为面纱的垄断资本专制和以人权为幌子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制造了人自身的分裂、人与人的分裂、美国内部的分裂、美国与世界的分裂、人与自然的分裂。长此以往,势必将全人类引向毁灭的地狱。人类的事情要大家商量着办,人类的财富要比较均衡地使用,人类要学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所有这些,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迫切要求。

  随着严重资本积累危机征兆的显露,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改变这种战后时期形成的资本积累模式和统治结构,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这“四化”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取代了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成为美英主流经济理论和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统治的基石。

  

    

  三

  二、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的特征、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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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春,约瑟夫·奈在题为《中国软实力的上升及其对美国的影响》一文中说:“近年来,尤其是入侵伊拉克以来,美国软实力大大下降。根据许多观察家的估计,在美国吸引力或软实力下降的同时,中国的软实力却在提升。BBC(英国广播公司)最近对22个国家的调查显示,近一半的调查者把中国的影响视为是‘积极的’,而只有38%的人认为美国是‘积极的’。”应当说,这个估计是符合实际的,但是约瑟夫·奈对中国软实力上升之因的分析,却远未触及问题的本质。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过度积累危机的解决方案,基本功能就是尽量为高利润的资本积累提供方便,把穷人的财富转入富人手中,把发展中国家的财富转入美英发达国家特权阶级手中。

  那么,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为什么能够不断上升呢?一句话,就是因为中国文化特别是核心价值观及其指导下的社会实践,顺应了世界历史进步的潮流。

  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方式主要采取三种途径:

  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就是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有人或许要问,近代以来,西学几度东渐,但作为体系都在中国热闹一阵以后黯然离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第一,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浪潮,强迫发展中国家将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益事业领域彻底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浪潮把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经过多年斗争而赢得的公共财产权利(享受国家养老金、社会福利和公共卫生医疗)转回到私人领域,就等于将财富从公共领域和大众手里转移到私人和特权阶级手里。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被全面私有化了,社会生产被去工业化,资源和垄断公用事业部门这些能够带来大量稳定租金收入的行业和部门被大量转手给西方金融力量,结果必将造成失业蔓延、物价飞涨,资源被提升到国际垄断价格,而劳动力却根据本国行情定价。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迫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和亚洲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和全面私有化方案,结果导致水、电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上涨,由于资源和公共服务的价格远远超过这些国家人民能够承受的程度,最终导致普遍饥荒和各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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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放弃了在实物生产领域榨取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他们现在的资本积累方式是“以钱挣钱”,即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世界经济管理机构,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金融自由化政策,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构建自由进出各国并确保其套利套汇收益的平台,以便其策划大规模的资产贬值和财富转移,掠夺发展中国家人民创造的民族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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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惯用的掠夺手法是,运用手中雄厚的资本,通过借贷或者投资等手段,首先推高这些国家的经济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利用投资攫取当地发展的红利;二是利用手中的资本推动当地廉价劳动力步入创造财富的行列,为它们日后掠夺创造条件。财富积累一旦达到预设目标,国际垄断资本就改变经济环境,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下滑,陷入危机。然后以牟取暴利为目的抄底买进价格暴跌的各种资产,或者以控制经济命脉为目标,借机入主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或者企业,在这些国家捞取永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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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通过军事凯恩斯主义武力剥夺他国石油战略资源,以维护美国的全球资本积累和单极全球霸权。美国企图通过战争来控制中亚里海、波斯湾的石油战略资源。近十年来,美国积极抢占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科索沃的石油资源和地缘战略要地,在这些国家扶植亲美政府上台,使这些国家的石油资源和市场沦为美国全球资本积累的牺牲品。如果再控制了伊朗,美国就能控制全球石油战略资源,从而达到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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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实质上是一种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所进行的剥削方式创新。这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掠夺行径,比以往任何一种资本积累方式都更具隐蔽性、欺骗性、寄生性和腐朽性。

    

  三、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欧洲国家,转变为一场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它实质上是近二三十年来,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在以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和泡沫化、金融资本流动及金融运作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掠夺性金融体制下,进行大规模金融欺诈所带来的恶果。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的经济地位不断下降。美国在实体生产领域中如何吸收庞大的过剩资本已变得愈加困难,越来越多的资本转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证券等金融市场进行投机。在强迫各国接受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同时,美国金融寡头们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推出名目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并通过高杠杆相互间或者对广大中小投资者进行诈骗,将全球股市、基金债券市场变成同实体经济完全不相关的大赌场。但事实上,美国的各种所谓“金融创新产品”或金融衍生品,大都由美国政府债务、公司债务以及普通消费者的消费抵押债务等包装而成;要高杠杆运作,购买这些金融衍生品就需要举借新的债务。正是在这种不断“举债”购买由各类债券包装成的金融衍生品的恶性循环中,美国经济中由金融衍生品有毒资产所形成的虚假财富急剧膨胀。股票促销、庞氏骗局、因通货膨胀而引起的整体财产的破坏、因合并买进而造成的财产流失、债务责任程度的提高、公司诈骗、通过操纵信贷和股市而对财产的剥夺,这一切就成了“滞涨”危机后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主要特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同美国操纵下的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金融衍生产品毒化、泡沫化,以及金融监管缺失有着密切的关联。次贷危机爆发后,除美国银行业遭受重创外,从欧洲到亚洲,多家国际银行因广泛参与美国次贷市场而蒙受损失,并大规模收缩相关业务,导致全球范围的流动性枯竭,迫使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央行纷纷加入救市行列,频繁向金融系统注入巨额资金。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后向欧洲蔓延,又引发了欧洲股市大幅度震荡,大量资金从新兴经济体国家撤离,一些自身经济结构比较脆弱、对外资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的股票下跌更为严重。由此导致了美国、日本、欧盟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GDP连续下降,工业产值下滑,失业率大幅上升,世界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

  在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下,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制度性危机。美国信用评级近百年来首次遭下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挪威发生死伤惨重的枪击爆炸案,英国爆发几十年未见的大规模街头骚乱,美国“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迅速蔓延。戴维·哈维认为,这种妄图通过“概念化的资本流动”来“圈钱”、暴露人类最歇斯底里的贪婪欲望的华尔街经济模式,充分凸显出其掠夺性、寄生性和腐朽性;国际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四、新自由主义将引发全球范围内反新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斗争浪潮

  

  1.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使资本的逻辑压倒政治的逻辑和民主的逻辑,在扩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将私先于公、经济利益先于公民利益绝对化,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分裂。

  在这种新式资本主义剥削掠夺机制下,导致了在人类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反倒出现了历史罕见的10亿人口没饭吃、部分国家彻底丧失发展能力的境况,这必然引发全球范围内反新自由主义、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斗争浪潮。

  过去50年来,工人们在新自由主义的肆虐中一无所获。20世纪80—90年代,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业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各国资本在提高本国经济世界市场竞争力的口号下,把提高资本利润放在首位,而把广大非熟练技术工人作为现代化的牺牲品,造成了西方国家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和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特别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又使得全球的工人阶级增加了近20亿。因此,全球产业后备军的过剩供给导致了过去30年间工人阶级的权利日益被剥夺,资本剥削愈加残酷,工人阶级的总体生存条件日益恶化。

  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美国的工人阶级开始意识到金融寡头正在发动掠夺财富的金融战争,表面上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实际上已被极少数超级富豪操纵。经济自由主义导致次贷膨胀与危机爆发。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四大投资银行关门了事,它们出售的“有毒”资产的收益作为利润已进入金融寡头的口袋。对它们造成的损失,所谓的“民主政府”却公然包庇、纵容,不仅金融寡头几乎无人受到法律制裁,政府反而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这些“纵火犯”。在民众看来,金钱力量已深深操纵和扭曲了政治过程与政策制定。愤怒的抗议者们于是爆发了反对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统治,尤其是反对美国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2.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积累这种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掠夺行径,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正在激起社会政治斗争。

  当下,反抗扩大再生产的运动和反抗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的运动交织在一起,前者的主要活动是雇佣劳动者反抗资本剥削、改善生存条件的运动;后者包括对从古典形式的资本原始积累和对文化、历史与环境的破坏,以及对当代金融垄断资本掠夺的反抗。现在,从伦敦到曼哈顿,从科隆到东京,从马尼拉到利马,从汉城到魁北克,从巴塞罗那到热那亚、纽约、卡尔加里……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群众示威游行已呈燎原之势。此外,反对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的运动还包括:印度人民反对由世界银行所支持的大坝建设项目的计划,巴西争夺土地耕种权的农民运动,墨西哥的萨帕塔起义,以及在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瑞典和巴黎等地进行着的各种反对生物剽窃的农民运动、反对转基因食品确保当地生产体系的斗争、反对私有化的政治斗争、发展中国家争取劳动权或妇女权利的运动、抗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财政紧缩方案的运动等。这些激进政治运动组织,有许多相聚于世界社会论坛,试图达成一定共识,建立一个有组织性的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团体。

  仍在发展和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将不断唤醒世界各国人民对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形态的渴望和探索,从而将逐渐增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运动的力量。可以预见,在全球无产阶级汇合成的反资本主义、反新自由主义洪流的驱动下,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三个“超越”: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枷锁。国际垄断资本主导下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局限性将被重新认识,普通民众唯有在努力实现真正的经济权利、特别是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掌控的基础上,才能摆脱贫困。二是在政治发展上将超越“一超”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图。摆脱少数西方国家频频干涉别国内政和人权进步的状态,保障自由民主的人民性、自由民主表达的多样性,构建民主的政治多极化和国防自卫化机制。三是在文化发展上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价值观。确认各国和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构建丰富的文化多样化和交互化机制。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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