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道立场理解中国转型,对张宏良的17个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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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才天  

萧功秦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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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张宏良先生在2006年以一篇《当前中国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博文,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经过历时5年的打拼,张先生已经成为一位左派旗手,雄踞《乌有之乡》网坛之上。游说各地,博得不少赞美的辞藻和一些掌声。应当说,张先生是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一位教授,在学术造假、名物横流的学界,难得有强烈的忧国忧民之心和直诉时弊的胆识。然而,笔者对张先生鼓吹喧嚣某些论理、观点,不可苟同。今日指尖发痒打出如下文字,献给读者和张先生。

  作者注:本文是天大研究院报告。浙江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超越左右激进主义》一书的总论部分是在这一报告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后写成。

  

  

  一、对张宏良:《风雨来临蚁上树,大船将沉鼠先逃》(2011年12月7日,《沉思网》网)一文1个批判

  【内容摘要】“重庆事件”发生后,中国也进入了左右两种思潮激烈碰撞冲突的新时期,本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秉持中道理性主义的中间派的立场、观点。

  

  自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就存在着两种激进主义思潮,一种是要回到毛时代去的左翼激进主义,另一种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右翼激进主义,虽然它们在十年前已经逐渐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了,然而,随着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困境与矛盾日益突显,它们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固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

  1、张先生说:“最近,我们在三评围剿孔庆东事件中就曾经指出了“风雨来临蚁上树,大船将沉鼠先逃”的灾难征兆,在改革开放中率先富起来的那些“先知先觉”者,再次“先知先觉”地把财产和亲属向国外转移。据美国移民局透露,2001年到2009年移民美国的中国人是59万多人,而2011年也就是今年一年,移民美国的数量就超过100万人,2012年符合条件的移民人数至少将达到130万人。另据福布斯排行榜调查,目前中国大约六分之一的千万富豪已经或正在移民国外,三分之一的千万富豪已经拥有海外资产,另外三分之二中的大部分也表示将有可能把财产转移海外,而中国千万富豪约100万人,拥有财富至少在50万亿以上。这些数字意味着目前中国至少有十几万亿财富已经被席卷而去,还有几十万亿财富即将被席卷而去,//而这些已经被席卷而去或者即将被席卷而去的几十万亿财富,如同股权分置改革中那十几万亿金额的“大小非股票”一样,完全是凭借国家政策和国家机器,强制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强制掠夺普通民众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只有理性地推进大胆的改革,鼓励各地进行改革尝试,克服本文所谈的中国模式的五大困境,加强民生建设,重建公民社会,培养社会的多元整合机制,才能化解社会矛盾,逐渐实现中国从威权政治到宪政民主的发展。最后,本文提出中国走向宪政民主的五步逻辑的设想,作为今后中国的发展路线草图。我期待的是,中国正处于新的改革的前夕。

  批判-1:这段话较长,笔者用“//”把它划出2个部分。前部分是张先生列举中国富人移民外国的数据来证明“骇人听闻”的题目。很好。但是,张先生并未搞清富人移民的原因是什么,而是归罪于“完全是凭借国家政策和国家机器,强制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强制掠夺普通民众的结果。” 其实,张先生是在加祸于人。富人移民完全是你们左派的政治主张和一系列言论及其行为造成的。你们只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罢了。试分析如下:

  

  中国富人移民国外情况,比较复杂。首先,应区分三种富人:1、政权阶级本不应有的“富人”即贪官;2、资本阶级富人;3、国资阶级富人。其次,分析原因:这三种人移民心态,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 对第一种“富人”采取若干行政法措施即可解决。 后二种富人有两怕,一怕二次革命,二怕增设遗产税(高税率变相共产)。这二种人以不同方式说明移民理由,都是掩盖。宪法序言和总纲中某些规定是造成富人移民的主要原因。比如,宪法序言中规定, “消灭剥削”,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就是共产主义。总纲中规定,“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与“公民合法财产不受侵犯”,二者明显区别。后两种富人都是经济精英,对政治动向也是十分敏锐。他们十分清楚宪法规定的这种表述的含义。因此就采取了逃避的方式。由于《宪法》这些规定,加上左派势力不断上升,活动量日益强盛,所以正如张先生所言“在改革开放中率先富起来的那些“先知先觉”者,再次“先知先觉”地把财产和亲属向国外转移。”由此可见,张先生对富人移民问题的看法和归责的对象都是错误的。如果以富人移民的现象来证明中国这座大船将沉、大厦将倾的话,那么造成恶果的原因及其责任,应由左派来承担。或者说,张先生作为左派旗手,应承担主要责任才对。

  一、当今中国的左右思潮对立

  

  

  二、对张宏良(《国有企业与世界未来发展》(2011年11月15日,《民声》网)4个批判。

  当今中国左右思潮的现状

  

  

  1、张宏良说:“正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把人类带入了危机死路,所以目前全球才掀起了反对私有化改革的政治浪潮,就在我们现在论坛举办的此时此刻,全球爆发了席卷整个美欧、波及80多个国家、1千多座城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当今世界反对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要求共同富裕的大众民主运动。”

  从邓小平“南方讲话”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十年,更具体地说,从1992年到2003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思潮相对比较平静的时期。

  批判-2:这是张先生以“华尔街革命”一叶障目,错误地将其视为是“私有化改革把人类带入了危机死路”的观点。

  “八九风波”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激进的、浪漫的自由主义与务实的威权政府之间的一场悲剧性冲突。此后,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原来受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较大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重新看到了中国进步的希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苏东激进的政治与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失败的恶果也越来越显露出来下,多数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立场,走向务实、理性与温和化。激进的西化自由思潮也逐渐走向边缘化,失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中的强大影响力。

  首先,“华尔街革命”的目标,并没有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只不过是对虚拟经济体制中那些恣意妄为,贪婪成性,造成严重金融危机而提出抗议。示威者并未提出“共同富裕”这个抽象的口号。示威游行者大多数人是失者,而且她们只不过是“99﹪”中的极少部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处在正常状态。“华尔街革命”对于美国政治经济制度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或警告的信号。把它与资本主义制度存废的危机联系起来,有失一位经济学者的职业素养。

  另一方面,邓小平以强调反“左”为基调的“南方讲话”发布以后,党内“老左派”也逐渐失势。原教旨主义左派意识形态官僚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也同样也走向边缘化。虽然在九十年代中期,在极少数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新左派”,社会上失利阶层中也有若干“毛左派”人士,他们把改革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开放看作“向帝国主义投降”,但他们的圈子很小,在社会上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其次,美国次贷危机,尽管后果严重,但并不能足够证明“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历史尽头,把人类社会带入了难以摆脱的危机死路。”作为经济学者不应忘记了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基本的常识,次贷危机损害了虚拟经济,美国的实体经济并没有垮。况且,张先生在后文还主张公民持有股票的共同占有国家财富的方式。这是违背理论逻辑的。

  可以说,自“南方讲话”以后十年,即1992年到2003年,左右两极激进思潮都处于边缘状态。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实现了稳健的改革派执政,江泽民时代的执政中心通过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实现了“去两极冲突化”的过程。在“南方讲话”后的新威权体制下,与八十年代政治热情高涨相比,人们对政治关注度相对降低了,这种普遍的政治淡泊心态(Political apathy),有利于威权政府在较少受到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从容地、稳定地进行改革与社会转型。南方讲话后十年,总的趋势是:左右两极政治势力边缘化,政治上实现了“新权威主义化”,知识分子心态温和化,大众政治兴趣淡泊化,官员决策非意识形态化,大体上概括的就是这个时期的特点。

  第三,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并不是私有制造成的结果,而是西方政治民主方式导致的后果。众所周知,西式政治民主的竞选方式,导致候选人为了拉选票,不得已向选举人许诺更多的社会福利。几十年的积累,形成了发达国家高福利的财政预算(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还与2004奥运会投资过大欠债有关)。因此,政府不得不借债,甚至隐蔽债务。所以“欧债危机”与“次贷危机”是两种不同根源、不同性质的经济危机。然而,西式政治民主的竞选方式,并不以私有制为转移。

  我曾认为,从此以后,以中间派技术官僚为基础的开明的新权威主义得以从容地推进深入的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国有可能在开明的新威权体制下,通过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重建,逐步实现向未来宪政民主政治的软着陆。

  最后,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周期性产生的弊病,但没有根据证明“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已经显示出资本主义制度的末日来临了。这应是经济学界的常识。张先生说“这个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决定了美欧等西方国家,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根本不可能解决目前的危机。”好了,张先生不要再说了,难道美国就要亡国了吗?那你就等着美国和欧洲国家给你送聘书吧。一美元一个月薪金,你可千万要去赴任就职。作为经济学者,张先生应具备一点起码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常识。

  然而,近年来,“中国模式”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国富民穷问题、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引发社会大众的不满。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又开始增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张宏良说: “……。最近广东省一个小女孩先后被两辆汽车碾压,周围路人不管不问,就是人性堕落的表现。有人总是说是中国人道德堕落了,其实不是,中国人道德并没有堕落,而是兽性化管理法则逼迫的结果,按照兽性化竞争法则形成的法律法规,打击人性、保护兽性,造成做好人的风险成本越来越高,一般老百姓根本承受不起做好人的风险成本,于是大家都越来越越不敢做好人,整个社会陷入了人性危机。”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毛左派”的激进主义势力重新在社会与网络中抬头。这一社会思潮的核心观念,就是把邓小平改革开放看作是“资本主义复辟”,把中国现在的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他们以晚年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选择,从根本上否认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毛左派”内部又有“老左派”与“新左派”。前者以部分老干部为主,可以称他们为左的“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他们指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背叛了毛主席路线,必须翻案”;声言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政客、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只有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能救中国”;甚至有人公然号召要为“四人帮”平反。2005年这些原教旨极左派在天津举行集会,公然打出“全面清算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

  批判-3:这种论证,已经超出了经济学论坛的范畴。并不是说经济学者不应讨论社会道德和人性问题,相反,在中国经济学界应提倡将经济理论与人性联系起来。但是,张先生以一个被网络媒体极度放大了“小悦悦”事件,来证明私有制的罪恶。是不是有些荒唐呢?在中华大地上发生了数以万计的富人捐赠、公民见义勇为的事件,难道张先生一点儿也不知道吗?一二件不快的事件,怎么能够作为“当今资本主义已经把人类社会带入了死路,并且带入死路的根源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主要是根源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两个根本特点:……”的论据呢?

  除了“老左派”人士,社会上还有一些“新左派”。他们最早是以从国外受左翼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而回国的留学人士为主,把后现代主义、西方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毛的文革理论与左翼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从学理上把中国当下的问题与矛盾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解释。我把他们称之为学院中的文化浪漫主义者。

  从内容看,张先生发言已经不是一篇经济学文稿,倒象似是一部政治人权宣言,涉及法律、文化、道德诸多方面的问题。但显露出张先生对各学科的功底十分浅薄,逻辑混乱,漏洞百出。比如,张先生能够举出我国那部法律法规是“按照兽性化竞争法则形成的法律法规,打击人性、保护兽性”制定出来的?它使中国“整个社会陷入了人性危机。”有吗?你拿出这样的一个法律文件给大家看一看。如果张先生是说股市交易法律规则就是的话,那么,张先生在本文中不就是把虚拟经济看成是现代经济样式吗。并鼓吹美国民众通过虚拟经济形式已经实际占有了全美国财富吗?

  相当一部分民众,由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失望与不满,有一种朴素的对毛时代的浪漫怀旧心理。不久前笔者在重庆参加了一个关于“重庆模式”的学术会议,几个坐在前排的参会者公开指责笔者“你攻击文化大革命!”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从湖南、贵州远道赶来的民间左派人士。这些“毛左派”的浪漫主义则表现为把文革美化,他们心目中的文革理想制度都是他们浪漫心理的投射与移情,相当于马克思所批判过的“中世纪的牧歌社会”,完全脱离现实与时代发展。当然,会议上这一小小风波并不能代表重庆社会的大势,但这一事件的发生,正说明激进的文革左派确实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有一位左派愤青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称:2009年是左派的“战略防御阶段”,2010年就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而到了2011年,就是“我们左派们的战略反攻阶段”了。

  应当说,在现代学术界或政坛,骂街的游戏,已经一去不复回了。张先生说:“这是就整个社会而言,世界一体化发展要求必须用人性法则取代兽性法则。”用所谓“人性法则取代兽性法则”的说词,即便在网络论坛上,也不过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的、稍有韵味的低水准。在国内学术界就难以立足,更不用说它出口创汇了。

  从当下的情况来看,社会上层有一些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的“极左派”老干部,中层有一批在大学任教或留学归国的新左翼知识分子,底层又有着多年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或失利的底层民众与“绝望阶层”,而以“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为代表的“极左派”网站又在其间起到联络沟通、宣传动员与整合作用,某些地区街头大规模的“唱红”又客观上为他们的合法聚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3、张宏良说: “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东西方之间的竞争,主要是文化的竞争,目前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这次中央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的思想,提出要实现文化发展和物质发展相平衡,提出要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任务,就说明当今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部分官员把这种左的言论错误地看作是对付西化自由派的民间“积极力量”,而对文革左派的言论与行动听之任之,予以自由放任。这种民间的极左潜流乘机占据了“反资本主义复辟”的话语权,以毛泽东的“反修防修”护身符,在社会上公开举办“毛泽东学院”系列讲座,由于“重庆唱红运动”而获得了自然形成的“唱红”政治合法通行证,在聚会场合激情高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经典红歌。由于这些文革极左派人士从左的方面占领了革命话语优势,以“忠于毛泽东”为护身符,又有许多退下来的部级干部与毛的亲戚等“红色贵族”积极参与其中,官方职能部门有“投鼠忌器”的顾虑,迄今为止,此股极端文革思潮已经发展到尾大不掉的声势。可以断言是,随着社会不满情况的发展,今后某一时期出现更为强大膨胀趋势那将只是时间问题。

  批判-4:张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正确,打起了党的主意。不过,张教授暴露了只不过是初等文化素养的破绽。党中央是不会被你糊弄的。文化强国并不是“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东西方之间的竞争,主要是文化的竞争”这种谬论。六中全会的决定是你说的这个意思吗?你不是说,美国已经把中国包围了吗?难道“文化”就能够冲破美帝的航母、导弹、星际武器的包围圈。无稽之谈,可笑之极。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此类“极左派”人士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完全有可能进行“左派大联合”,通过广场政治,煽起底层民众,发起“反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文革式的民粹主义浪潮,向当政的执政中心公开叫板,从极左的方向来影响中国的历史选择。事实上,王立军在任重庆公安局长期间,曾以官方身分欢迎极左派的“红色网友参观团”,在重庆公安局电子屏幕上就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由此可见,激进左派大联合的趋势,已非一日之功。

  4、张宏良说:“单靠孔子学院推动东方文化的传播和复兴,显然是不够的,……,一条腿是孔子学院,另一条腿是国有企业。……,因为资本无祖国,私人企业的老板和资本随时都会转移到国外,与中国完全脱离联系,如同现在中国富豪外流大潮一样,老板人走了,财富也带走了,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几十年白干了。所以,中华民族复兴的任务只能由国有企业来完成”

  第二种激进主义,是主张激进西化的自由派激进主义。这种思潮认为,西方的民主是一个天然符合人性的好制度,这一套制度是完全适用于所有民族,只要移过来就能用,就像雨衣披在谁的身上都能避雨一样具有普世性。当年孙中山曾认为,正如中国人把铁路造好了,当然就要采用最新式的火车头一样,中国在推翻专制后,理所当然地要直接采用西方多元政治。孙中山认为,多元议会政治在西方发明要三百年之功,而我们中国取过来就能用,何乐不为?当代中国的激进自由主义也以同样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自由、民主、人权如同科学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只要把那些完美的、符合理想的而又在西方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多元政治直接搬过来,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是一种把西方民主体制浪漫化的右的激进主义。

  批判-5:如果说文化随着资本走,还有一点逻辑的话;那么,中华文化离开了中国就不是东方文化,就完全没有逻辑可言了。张先生不是要用东方文化代替西方文化吗?你的中国文化不到西方去,你怎么“取代”人家呢?

  这种民主观念的误区就在于,完全不考虑西方民主体制与西方的经济、社会、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多元民主体制需要在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支持,才能有效运行。中国在发展初期,完全不具备承载多元民主政体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移入的结果只能导致中国陷入“旧者已亡,新者未立,伥长无归”的脱序状态。

  至于,“如同现在中国富豪外流大潮一样,老板人走了,财富也带走了,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几十年白干了。”这个问题要问一问你自己了。外国资本家多的是,人家为什么不移民到中国。相反,中国资本家要往外跑呢?你的文化不是要取代西方文化吗?怎么啦,张先生,你还有招数吗?

  自2008年开始,自由派对政府处置的一些事件的不满,加上国际上对此类事件的关注,原先处于边缘状态的激进自由派开始重新活跃。近来年国际上频繁发生了“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常态化,以及中国目前的改革停滞与社会矛盾积累,都进一步刺激了原先已经温和化的自由主义思潮重新转向激进方向,近年来,右的激进主义同样在国内社会政治生活中重新抬头。

  

  两种激进主义决不是知识分子与少数愤青网络上或茶杯里的风波,左右两种激进主义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们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当下发展中出现的腐败、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与官僚主义,作出简捷明了的、通俗大众化的解释。激进左派把所有的一切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的消极现象,均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认定,只有发动再一次“文革式的大民主”才能解决官僚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右翼激进主义者则把这一切归因于西式的普选式的多党民主化没有到位。他们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吸引大众,形成左与右的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虽然理论上似是而非,但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均可以方便地迎合人们不满社会现状的心理,取得话语至高点。相反,体制内的一些理论家却抱残守缺,在理论上、观念上无所作为,失去了对新鲜事物的感知力与创造力,提不出鲜活的、有针对性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三、对张宏良《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江南红色文化大讲堂讲座大纲,2011年7月23日,《乌有之乡》网。)3个批判

  从当下中国的社会心态来看,人们普遍缺乏方向感,许多青年人对前景悲观,企业家、中产阶层、官员中近年来越来越膨胀的移民潮原因很多,但至少表明,社会上对前途迷茫悲观的情绪,正在各阶层中蔓延。

  

  

  1、张宏良说:“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广东模式,因为广东模式无非就是30多年旧有道路更加疯狂的继续,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是为什么重庆模式会成为当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角斗的中心,重庆模式的成败,会牵动中国亿万民众的目光,会影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右与左的激进主义给二十世纪中国带来灾难性后果

  批判-6: “广东模式无非就是30多年旧有道路更加疯狂的继续。” 此语表明,张先生对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及成就,怀有仇视的心理。在这个基点上,张先生以任何一种方式谈“重庆模式”,就不能不被怀疑是别有用心的了。因为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我们是不应将它们划分出两种不同的模式。当然,我们不否认各地区间存在种种差异,有的地区可能在某个领域优势更大。比如,薄熙来任职重庆期间,只不过是搞了一个“唱红打黑”的活动。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且薄熙来一再重申“打黑”完全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薄熙来并未在重庆搞共产主义,也没有过否认邓小平理论;薄熙来从未有过放弃或改变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路线的做法。只不过是在民生工程方面比其他地区力度较大。笔者多次看到薄熙来对所谓“重庆模式”说法和赞美,并不领情的话语。然而,张先生却大放厥词,把所谓对待“重庆模式”的态度,提高到“会影响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的高度;叫嚷这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摆到了中国人民面前。”等等。这在许多人看起来,不过是张先生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罢了。

  

  2、张宏良说:“完全作茧自缚于一套打击良善、保护邪恶的法律体系。历史将会证明,中国共产党最冤枉最愚蠢的历史举措,就是让那些坚决要打倒和推翻共产党的法学精英,帮助起草和建立了一整套法律体系。”

  必须承认,两种激进主义都对大众具有吸引力。只有揭示历史上两种激进主义造成的巨大灾难的铁的事实,才能破解它们的谬误。可以说,中国自二十世纪初以来的近现代历史,就是左右激进主义造成此起彼伏的拉锯式的灾难的历史。

  批判-7:中国经历30年的努力,建构起完整的法律体系,这无疑是具有历史性进步。至于,人们给它冠以什么样的名头如“现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等等,并不重要。我国完善的法律体系,不仅在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等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且有效地保证了在WTO体系中进行有秩序的经贸活动。我国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取得这些成就无一不与完整法律体系相关。只有张先生这样的人物才有这样的感知:“现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清王朝崩溃以后,辛亥革命志士们建立的西式的多元议会政治,由于中国社会内部缺乏适应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支持,难以起到有效整合社会的作用,从此无穷的党争与走马灯式的内阁危机层出不穷。1916年,袁世凯死后,全面搬用发达西方国家多党民主的“临时约法”再次恢复,这就再次回到多党竞争的议会政治,由此形成的府院之争引发了激烈的党争与张勋复辟,并进一步导致北洋军阀混战,此后中国陷入五代十国式的碎片化状态。从宏观上看,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议会政治,是二十世纪初期碎片化时期大灾难的开端,而这正是漫不经心的激进自由主义实验失败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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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政治造成的大分裂,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进行分析,概括地说,就是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无法支持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政治体制,失败原因可以从制度与文化的无法整合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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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简单地移植西方多元民主体制来实现后发展国家的民主化的历史选择,从来没有成功过。苏俄政治休克疗法后建立的民主体制,造成了国家碎片化,由于苏俄国家财税体制完全瓦解,国家养不起军队,军队只有靠自己卖武器养活自己。接下来是国家强力部门也由于没有生计来源,为了自己的生存与谋利,不得不与黑社会相勾结,黑社会势力如瘟疫般地大肆扩张,造成整个社会的全面黑社会化。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多党民主体制缺乏支持性的社会条件,造成有效监督体制的缺位,议会制下的掌权者又得以有恃无恐地将国有资产变成自己手中的财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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