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进则退,第十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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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芬悖论

秦晖 (进入专栏)  

那么高额贸易赤字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呢,我们现在换一种货币,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呢?大家可能知道国际金融理论有一个说法叫做特里芬悖论(因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增长之需,美元的供给必须不断增加,从而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必然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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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条件:币值稳定与巨额逆差

也就是说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第一个条件就是这个货币是稳定的,如果它随时可能贬值,那么谁都不愿意用它,谁也不愿意持有它,你就不可能变成国际货币。第二个条件就是这个发行货币的国家必须是有巨额逆差的金沙棋牌游戏官网,,大家想一下如果你没有逆差,你的货币再坚挺,我怎么才能持有你的货币呢?如果你的贸易是顺差,你是用商品来支付进口的,那你的货币就根本留不到别人的口袋里头。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愿意用美元做世界贸易,原因是因为大家手中都持有美元

人民币大家知道也不错很坚挺,中国经济实力也挺强,但是人民币就是不能变成国际货币,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你再怎么坚挺但我手中没有啊,中国的贸易是巨额的顺差,中国从来没有用人民币去支付什么进口需求的那种逻辑上的可能,因为中国从来就是出口大于进口,别人手中怎么可能持有你的货币呢。

别人手中持有你的货币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送钱给人家,一种就是你用你的货币去买别人的东西,而不是用你的东西去换别人的东西。那么美国在马歇尔计划期间的确是给世界送了很多钱,尤其是给欧洲人送了很多钱,美国的所谓的霸权的确也是和美国人的这种做法分不开的。但是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可能持久的,后来美国就变成了以贸易赤字为主要手段


  

这两个条件相互矛盾

所以特里芬悖论的意思是什么呢?特里芬悖论是说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他稳定,第二个条件就是大家手中都持有。可是这两个条件是一个悖论,因为通常而言,如果你有高额的贸易赤字,那你这个货币就容易贬值这个货币就难以稳定;如果你的货币要稳定,你的贸易就应该是基本平衡的,那么你贸易平衡就导致别人手中就持有不了你的货币。所以有人说,中国经济这个总量再高,人民币也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的。道理很简单,假如中国仍然像现在这样维持一种贸易顺差的格局,别人没法持有人民币,除非你送给人家。

  回望刚刚过去的一年,国际上最热的话题之一就是危机。2008年在美国发生时说是“次贷危机”,2011年转到欧洲,就叫“欧债危机”,虽然希腊闹得最厉害,实际整个欧洲都不景气。最近去法国,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巴黎的喷泉大都不喷水(凡尔赛宫、卢浮宫,到处皆然),景观灯也大都不亮。都说是政府没钱,老百姓的福利不敢动,“面子”就先不管了。这与那种即使饿死老百姓也要保住官家面子的体制固然不同,但形势严峻也是明显的。危机在希腊引爆,舆论认为希腊原先有问题,但加入欧元区以后问题才失控。因为货币统一且有转移支付,财政却是各国自主,导致希腊人大肆透支欧洲来掩盖自己既避税又高福利造成的财政窟窿。所以有人说,欧洲一体化如果不再迈一大步,已有的成果就保不住,意思是各国如果不向欧盟上交相当程度的财政主权,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欧元区就可能垮台。

强大国家贸易赤字

我们也知道世界经济史上长期以来一直有这么一个怪现象,凡是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影响力很大,它的货币周边国家都愿意用,外国持有他的货币的国家很多,那么这个国家在对外交往中,通常都是贸易是巨额赤字的,包括过去的罗马帝国、中国汉、唐、元这几个时期。在这几个时期,中国的特征就是送到外面去的商品交换价值要低于外面进入中国的商品,中国就用自己的货币来支付这个差额,使得周边出现了很多中国的货币,我们在日本可以看到中国的钱,在朝鲜看到中国的钱,那个时候中国的贸易是逆差的,但是国力是很强大的。

  其实不仅欧洲,我曾说过,这次“全球危机”在西方无论美欧日,共同特点就是巨额债务窟窿塌陷,形式上美国以居民消费债务为主,欧洲以国家财政透支即所谓主权债务为主,但这两者的根源是一样的,而且可以互相转换。为什么会这样?现在那里的“左”“右”派互相埋怨,“左派”说是自由放任导致金融乱象,“右派”说是福利国家导致财政透支。但是尽管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各有利弊,如今这种债务爆炸却不是其中任何一种弊病的单独结果。不管是“左派”主张的高税收高福利,还是“右派”主张的低税收低福利,逻辑上都可以平衡财政。然而欧美都是民主政治,这是他们“左”“右”派的共识,所以不会成为左右互攻的靶子。可是恰恰因为在民主政治下“左”“右”派都要“以民为本”,而老百姓喜欢高福利却不喜欢高税收,欢迎减税却不喜欢减福利,所以“左派”增福利容易增税难,“右派”减税容易减福利难,如此循环几次,财政不破产才怪了!

明清时代贸易顺差

那么到了明清就不一样了,大家知道从明代中叶开始中国就成了外贸顺差大国,给国际市场提供茶叶、丝绸、瓷器等等,但是中国那个时候不买任何外国的东西,结果外国就要用白银来支付,以至于使得中国这样一个本来不产银的国家,居然白银成了流通的货币。这是怎么造成的?这就是中国那个时候巨额的顺差造成的,可是大家知道中国在那个时代是最弱的。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些人说中国贸易顺差多伟大,这个背后的逻辑完全是弄反了。但是我这里也不想把话题扯得那么远,我只是说对于美国而言,贸易逆差等于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在经济全球化中向外部世界透支,以掩盖国内债务陷阱的一个功能


民主制度的实现

  我是力挺民主政治的,但我不会回避问题。那么以前民主政治为何没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无论今昔,人性中都有喜欢“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毛病,但是这样一搞肯定出问题。老百姓不是圣贤,但也不会傻到撞死南墙不回头的地步,他们感觉到问题就会改变诉求,无论接受增税还是同意减福利,在民主政治的既往历史上都是不乏其例的。

国王征税与国会征税是不同的

在没有全球化之前,如果一个国家的财政是在一个孤立国中进行的,那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毛病是不可能被搞得很厉害的,因为民主制度下你说老百姓是不是就要撞死南墙不回头吗?民主制度下老百姓就不可能接受增加税收或减少福利呢?肯定不是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老百姓就只愿减税不愿增税,只愿增福利不愿减福利,那民主国家早就垮台了。

实际上我们知道,像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之所以出现宪政民主制度就是因为皇上要向他们征税,结果老百姓不干,大家知道所谓的国会和王权的斗争都是因为征税造成的,国王要征税国会不同意,所谓国会不同意就是老百姓不同意。一国内部是这样,国与国之间也是这样,美国为什么要独立呢?就是因为英国人征印花税、茶税,结果导致美国人的反抗。

但是美国人或者西方人是因为不愿交税而推翻了王权的吗?可是当他们建立民主制度以后,国会征税比国王征的多,老百姓确还是愿意的,为什么呢?

  但是近20多年来,民族国家民主政治下的治理机制遇到了国际经济高度一体化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背景。这个背景本来不是坏事而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但是它也具有强大的“倒逼”效应。因为它不仅造成了通过大规模国际透支长期掩盖债务窟窿的前所未有的可能,同时又找到了愿意让它透支的对象。于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游戏就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等到掩盖不住、窟窿塌陷时老百姓感觉到已经太晚了,后果已经很难收拾。例如欧洲就是由于货币一体化而财政却不一体化,使希腊这样的国家可以不断透支欧洲,今年终于难以为继。更典型的,则是美国利用国际货币发行权通过巨额贸易逆差和金融风险转移透支全球,2008年就难以为继,引起的危机至今还未平息。

国会征税为人民

因为国会是他们自己选出来的国会叫做无代表不纳税,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自己选出人来决定我们国家需要多少钱,现在争来的钱是为了我们自己办事,那么我们当然愿意拿。因此在民主制度下,本来老百姓是愿意多交税的,因为他们知道不给马儿吃草马是不会跑的,老百姓当然会懂的这个道理,因此在民主制度下,老百姓愿意多交税的例子是很多的。

反过来讲,老百姓愿意降福利的例子也是很多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东欧剧变以后不久,东欧各国普遍搞休克疗法,所谓的休克疗法就是财政紧缩,财政紧缩就把东欧原来很多不合理的福利给取消了,那老百姓是可以接受的。休克疗法其实就是紧缩,东欧搞紧缩基本上都搞成功了,为什么希腊就搞不成功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东欧的老百姓都是把紧缩当作争取民主需要付出的代价,他们通过紧缩得到了民主,所以老百姓是愿意的。那么希腊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民主早就有了,他们通过紧缩并没有觉得换来什么别的东西,那当然他们就不太愿意了。


  美国之所以能把这种透支游戏玩那么久,拥有美元这样一个透支手段固然重要,但透支毕竟是“借”不是抢,如果没人愿意甚至希望“借”给他,游戏也是玩不成的。而近20年来恰恰就有那么一些国家,由于与美国正好相反的政治机制,形成了一种消费率奇低、产能严重过剩、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模式,正“需要”别人来透支自己。这些国家中经济总量最大的就是中国。

专制之下百姓要求福利

剧变前东欧的老百姓为什么愿意接受紧缩呢?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些国家在剧变前都是高额的财政赤字,像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两个最早出现宪政的带头羊,实际上在财政上都是债务最高的国家,那他们的债务是怎么形成的?

这是因为在专制体制下,虽然没有这种制度上的约束,但老百姓的行为对统治者造成了事件性的约束。所谓事件性的约束就是指虽然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但是每一件事我们都要维护我们的利益。讲的简单点就是统治者横征暴敛,我们要尽量的阻止,统治者已经搜刮去的钱,我们一定要让他为我们办事我们要理直气壮的要求他们为我们办无限多的事

为什么你要为我们办无限多的事呢?因为你掌握了无限的权力,既然承担了无限的权力就应该承担无限责任,所以你活该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都要你提供,你提供不了,我们就骂街,那么在这种压力下,当然政府就出现了财政赤字,这种情况其实和当年的英、法是一样的。

  这些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政治机制则一直保持“特色”,这种机制与西方截然相反,“左”“右”首先要看“上”意。于是政策一“左”,政府对民众的权力就扩大(反映在财政上就是“汲取能力”突飞猛进),但民众对政府问责很难(财政上就是老百姓只能感谢“皇恩”,不能进行福利问责);而政策一“右”,政府又容易推卸责任,要求百姓“不找市长找市场”,但权力仍然不受限制,“市长”可以任意干预市场,找老百姓的麻烦,反映在财政上就是所谓“财权上收,事责下放”。这样的机制造成与欧美完全相反的弊病:一方面,由于民众自由、福利双不足而使消费“内需”难以“拉动”(容易拉动的是政府消费),外贸顺差剧增;另一方面,官家聚敛的钱越来越多,“突击花钱”还用不了,正好可以(甚至需要)借给西方。于是一方要透支,一方要“被透支”,相反相成,周瑜打黄盖,形成了我所谓的“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

财政被逼的公开、透明

波兰人后来就出现了圆桌会议,所谓的圆桌会议无非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坐下来就权力和责任进行商量,讲的简单点就是统治者说“你们的要求我们没法满足,我们只有这么点钱,我们跟你们商量,现在无非就是两条道路,要么你们多交点钱,要么就是你们让我们少干点事儿。你要求的这个高福利我们提供不了,你让我们提供那你们就多交点钱。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知道政府财政公开、预算透明,老百姓不讲也有了,老实说统治者是愿意向老百姓亮账本的,之所以愿意其实都是财政赤字造成的。

我们知道宪政制度是一个很重要的渐进的内容,所谓渐进的宪政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不要着急搞什么政党竞争这个东西太遥远了,但是我们首先要做到一步就是政府挣了多少钱,我们必须要知道他怎么花这些钱,讲的简单点政府的账本我们要看,这就叫做财政公开、预算透明。这是走向民主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可是这个条件怎么才能产生呢?大家想想什么样的统治者愿意向你亮账本呢?

如果这个统治者他想要你的钱随时可以抢过来,抢过来的钱他只给自己花,不给你花你也不能向他问责,那他凭什么要告诉你账本呢?他向你亮账本只有在一种条件下,那就是他向你征税很困难,而你又逼他不断的花钱,导致他最终欠了一屁股债,他实在没办法了,这个时候你不讲财政公开、预算透明,他都主动的把财政公开、预算透明了,就像我刚才讲的圆桌会议就这么出来了。


  这种“互动”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全球化”将越来越扭曲。美国的“高消费”越来越病态,而中国的“高增长”也越来越畸形,甚至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借喻,非指“格雷欣定律”)的现象。我曾用“昂纳克寓言”的说法来警示这一点。但实际上,两边的这种做法都已经不可持续。而任何一边的变化,都会给另一边带来变革的压力。2008年美国和2011年欧洲发生的事,已经表明他们的游戏很难再做下去,但是下一步走向何方,仍是未定之数。在欧洲,“货币一体化而财政不一体化”已被目前的危机证明不再行得通,如果不能推进财政一体化,货币一体化最终就得放弃,这就是所谓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民主的分歧

而且在这种背景下,老百姓中对这个问题肯定有不同的意见的,因为有一些人比较弱势,他需要国家更多的保障,那么他们就会赞成国家多征点税,然后多搞点福利;那么又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很有自信,他们需要有更多的自由,他们就不愿意让国家征那么多的税,当然也不希望国家负太大的责任。

这个时候老百姓自然而然就会有不同的取向,那老百姓和统治者之间到底签订什么样的合同呢?不同的人提供不同的合同范本,比如右派提供一个的范本,你如果让我执政,我会给你们更多的自由,但是你不能指望我什么都给你们包下。那么左派又说我可以大包大揽,我可以给你们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但条件是我可以随时把你们抓起来杀头,我这个权力要无穷大。

那这就由老百姓来选了,老百姓既然选了右派,那右派一开始就声称是可以给你们自由,但是不能大包大揽的,那么这个契约既然已经定了,老百姓当然就要认。大家知道在圆桌会议以前,波兰市场上物价一涨老百姓就抗议,暖气烧的不够暖老百姓也抗议,但是圆桌会议以后老百姓就接受了。为什么呢?因为民主制度本身,它并不必然导致老百姓一根筋的主张,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全球化下民主的危机

但是一般来讲,国家的财政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或者说在一个孤立国的条件下,做到这一点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现在我们搞全球化了,搞全球化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全球的金融越来越一体化,一个国家的财政越来越可以通过透支、借债向全世界进行稀释,那么就会造成债务扩容老百姓感觉不到。比如说像希腊人那样低税收、高福利,但是居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希腊人过得很舒服,谁会觉得这个事情需要改呢?

因此这种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透支效应的确会使民主政治导致巨额赤字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那么政府欠了一屁股债,当然就会产生政府没钱花,也就是所谓的福山讲的国家能力不足问题。

关于这一点我在2011年深有感触,我到法国去了一趟,呆了大概半个月,我有个感觉就是法国当时几乎所有的景观灯都不亮,所有的喷泉都不喷,大概只有协和广场的一个喷泉还在喷。你问他们为什么,他们会说国家没钱,可是法国人的福利是不能动的,法国人该有的各种各样的保障国家是不能少的,那么国家只能节省一些面子上的钱。我要讲其实这个面子实际上是省不了多少钱的,法国的国家财政赤字能够通过你不点灯、不放喷泉来解决吗?根本是不行的,但是法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搞呢?很简单就是要使老百姓知道我们国家的财政有困难。全球化带来的全球金融一体化的透支效应会使得民主制度对财政赤字的约束功能越来越差,那么这个越来越差就会产生西方政府的财政透支。

  在全球也是如此,单纯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如果不能“倒逼”出政治上的普遍人权进步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球治理方式改进,这种全球化就走不通,危机发生后各国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就是个坏兆头。

另一个冤大头玩家

但是大家知道透支除了有这种机制以外,它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还要有个冤大头就是要有人愿意被你透支。这和抢钱是不一样的,抢钱你可以说有霸权就行,透支是借钱,借钱的一个条件是别人愿意借给你。那么现在有了借钱的机制,也就是全球化,还得有一个愿意把钱借给你的人,这个游戏才能玩得成。借给你钱的人是谁呢,这就是和你一起玩全球化,但是体制和你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反的另一类国家,也就是冤大头

  而这样的互动对于我们又何尝持续得下去?尽管“低人权优势”下“血汗工厂战胜福利国家”的可能性使我们有些人沾沾自喜,国家机器强大的聚敛能力也使一些人引为自豪,但其实我们面临的问题并不比他们少,虽然由于我们独特的体制而更为隐性,但问题的层次却比他们更基本。在高度政治自由的西方今天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远不如当年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激烈,而最发达的“维稳”体制下,我国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越维越不稳”忧虑。不仅西方的不景气对我们也造成了外需萎缩和贸易保护主义重来的威胁,我国经济内在的诸要素成本升高的趋势更在不可遏制地发展。不仅网络时代各阶层民众的维权意识提高会消解过去那种“低人权优势”,经济上的市场均衡工资和长期强制计划生育带来的“人口拐点”提前降临,也使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民工荒”和对民企的金融歧视导致的高利贷压力,加上所谓“国进民退”的逼迫,使民营经济的生存环境恶化,而垄断国企和国家巨额投资拉动经济的长期副作用,也在“高铁事故”等一系列事件中逐渐显现。

两个玩家的制度不同

我刚才讲过西方这些国家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债务,原因就是他们的左派、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而老百姓在高福利、低福利之间,他们喜欢高福利,在高税收、低税收之间,他们喜欢低税收,因此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那么国家的口袋里是不可能有很多钱的。

跟这些国家一起玩全球化游戏的,尤其是玩金融一体化游戏的还有另外一类国家,这一类国家也有左派、右派。而且这一类国家的左派、右派你分析起来还都是从西方学来的,不管是来自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还是来自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都是西方的。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玩游戏的平台和西方完全相反,他们的左派、右派不需要讨好老百姓,他们的左派和右派只需要讨好皇帝

这里我要讲,不是说他们的左派、右派在道德上有什么缺陷,你不讨好皇上也行,但是如果你不讨好皇上,你的主张是很难被付诸实施的。假如你只想当一个书斋里头的学者,那当然就无所谓了,但是假如你希望你的政策被皇上采纳,那么你就不得不投其所好,而我们知道,皇上对左派、右派的主张也只喜欢一半,这和老百姓是一样的。但是他喜欢的是另一半,皇上喜欢横征暴敛,皇上喜欢国家有更大的权力,但是同时皇上又不太喜欢有太大的责任,也就是说左派得势,皇上的权力就变大了,就更加横征暴敛,但是他的责任仍然是不能追问的;那么相反,皇上也很喜欢右派,因为右派得势,皇上的责任就变小,右派为他推卸责任他是喜欢的,但是右派要限制他的权力,他就不喜欢了。

所以这种体制下的规律就是政策一右,统治者的责任就推卸得厉害,福利问责就更谈不上了。而政策一左,他的权力变更大,税收便更高,而责任又不承担,因此这么一左一右的变化,国家会产生一个相反的状况,就是统治者手中的钱会越来越多,多到他都没办法花。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乱撒钱了,也是在这个时候,美国、西方国家正好需要透支。他如果不透支我们的钱,我们还不知道放在哪,而且我们现在投资的风险也很大,那巴不得他透支了。那么有透支的机制,又有愿意被你透支的人,那当然这个游戏就越玩越大了。于是这样的游戏,在玩全球化的这两种国家的类型中,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但是这两种问题是很不一样的问题在一边造成了政府乱花钱的问题,在另一边造成了政府没钱花的问题

而对于西方国家,的确会带来如福山所讲的国家能力的问题,讲得简单一点,就是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使得民主体制的财政基础变得越来越薄弱。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不适宜地淡化“官民问题”而凸显“劳资问题”,企业界一些人希望政府压制劳工的“过分要求”,另一些人则试图通过官式宣传让民企成为体制弊病的替罪羊。但是实际上,在我国越来越大的经济蛋糕中,增加最快的份额既不是劳工所得,也不是企业积累,而是财政与财政外的政府收入!无怪乎前些时候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把饼做大还是公平分饼哪个更重要固然是个问题,但是偷饼抢饼的太多对两者都构成威胁,是更严重的问题。”还有人说:“劳资博弈的结果谁得多一些都没问题,但劳资都不能说话,而由劳资都无法问责的人来‘狐狸分饼’,劳资都不可能满意。”话虽尖刻,但引人深思。

  事实上,民主国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劳资博弈以增加弱者的谈判能力是合理的,但我国特色体制下劳资不能博弈、惟有“狐狸分饼”的效果如何实堪怀疑。一份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如今中国一方面在通货膨胀形势下各种物价都在与发达国家趋近,甚至有的已经超过,只有蓝领劳务价格差距最大,并几乎成为“人民币币值低估”的惟一体现。另一些关于企业经营环境的报告也指出,企业对各种负担的承受能力接近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再要求劳资任何一方做出牺牲都已非常困难。然而我国的“狐狸分饼”中份额最大、增长也最快的一块如果能够作出让步,那劳动者权益的增进与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都会有巨大的空间。

  这就需要我们在“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这两个方向上不断取得进展。在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影响中国与中国影响世界的效应都在发生。民众在改革开放年代自由与福利的纵向改进,是中国得以加入全球化的“门票”,而全球化中中国民众在这两个方面的横向差距,也确实在“招商引资”与低价出口方面创造了“血汗工厂胜过福利国家”的“奇迹”。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应当持续,也能够持续,但增速逐渐放慢不可避免,也无需害怕,而增长实效和公平分享应该成为努力的主要方向。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推动前一个“纵向进步”,扭转后一个“横向差距”。“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不仅符合这一方向,而且也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即消除统治者权大责小、有权无责之弊,建立权责对应的现代宪政体制奠定基础。在刚刚过去的“辛亥百年”之际,这也是我们对先贤必须的交代。

  总之,今天西方与中国的两种危机,都表明现代文明处于一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状态,无论经济还是政治的进步,都是“危”与“机”并存。欧债危机既可能倒逼出货币一体化之后的财政一体化,使通向“欧洲合众国”的道路迈进一大步,为人类“后民族国家”时代的民主治理模式开先声;也可能由于“片面一体化”之弊导致欧元区瓦解,“欧洲实验”成为悲剧。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同样如此,是在加入市场经济全球化之后促进全球化的普适人权规则,在提升国人自由与福利的基础上改变“崛起”的方式,为全球文明作出贡献;还是把“两种尺蠖效应的互动”勉为其难地维持下去,以致国际上为避免“昂纳克寓言”成真而重树壁垒,国内也因为不公正和社会矛盾的积累导致混乱,使如今这种单向度全球化终告失败,中国和西方陷入双输之局?我们必须作出选择。来源: 财新《中国改革》 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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