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棋牌游戏官网】基层政府怎样吸纳民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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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
摘自:《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原题为“20世纪以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多维度开展”

张永宏   李静君  

“实践”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是在与“异化劳动”的辩证关系中呈现出来的。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实践”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即是人的生命的生产,人的本质、人的类特性、人的自我创造的活动;“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它是劳动的现实化,但这种现实化是以“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异化、外化”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异化劳动”的这一意义表明,“异化劳动”是“实践”的对立面,是对人的实践存在的否定。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劳动”尽管是对人的实践存在的否定,但它是人的实践存在的一个必要的环节。这是从两种意义上而言的。首先,从实践存在的结构看,“异化劳动”给予了实践感性形式,是人的感性的存在;其次,从实践的历史进程看,“异化劳动”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分离,是人获得社会性、从而获得人的解放、个体自由的历史条件。这样,马克思就通过异化劳动这个概念,把“实践”植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之中,并由此而建构起他的唯物史观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自19世纪末开始,东方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分别在这两个向度上阐发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化内涵,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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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唯物史观的向度上,19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结合人类历史的新发展阐发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化内涵,建构了以文化领导权为基本内核的文化批判理论。

  

在这一向度上,最早阐发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化内涵的是拉布里奥拉。拉布里奥拉是第二国际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与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样,重视经济基础的研究,但是,他反对用庸俗唯物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经济基础,把经济基础视为社会形态中的一个因素,而主张用历史哲学的观点来阐释经济基础,把经济基础看作是人们的经济活动,亦即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活动。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经济不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因素,而是社会生活本身,是人们的实际经验过程,上层建筑不是悬置于这一过程之上并与之相对立的因素,而是从这个过程中生长出来的,因而是经济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经济还与一定民族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风俗、习惯、信仰、愿望和倾向等相联系,具有民族文化的特性。

  「内容提要」学术界对维稳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适应性和弹性的威权国家来解释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从能动的公民权利意识的崛起来解释群体性事件的产生。然而,由于缺少关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理论以及政府和民众之间互动的经验资料,目前对于维稳的机制和影响的研究还远远不足。本文运用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通过华南和华北两个城市的田野调查资料,分析了基层政府吸纳工人、农民和业主抗争的微观过程。基层政府在日常维稳的工作中发展出三种策略来制造同意:将抗争中的讨价还价常规化、惯例化(物质上的让步);设计和实施一套科层制游戏(程序同意);在稳定和平安的口号下构建一个以信息和服务为导向的政府(道德领导)。通过深入分析政府和民众在这一过程中丰富、生动的经验,笔者发现维稳是通过同意和强制之间不稳定的平衡,即政府权威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妥协来达成的。

在马克思看来,不论是在前一种意义上,还是后一种意义上,经济作为社会生活本身,都是人的文化创造活动。马克思把人的这种文化创造活动称为“实践”。可见,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本质上是文化哲学的概念,它所表达的是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人的文化存在。在这里,拉布里奥拉并没有提出“文化领导权”的概念,但是,他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却成为葛兰西文化哲学研究的先导。

  「关键词」领导权;基层政府;维稳;吸纳

葛兰西继承了拉布里奥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并且更直截了当地阐明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概念。葛兰西认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是改造世界的哲学,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就是指的文化改造活动。所谓文化改造活动,就是把大众的自发的、零散的、非批判的世界观引导到自觉的、“融贯一致的”、批判的世界观,把大多数人提高到新的、更高的文化水平。为了实现这种改造,就必须要有文化领导权。

  

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领导权不是观念的东西,而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权力。作为一种社会权力,文化领导权的相对独立性来自于两个方面的规定:其一,它是国家结构中有别于政治权力的一种社会权力。政治权力指的是政治国家的“统治”权力,它体现的是统治集团的意志,行使这种权力的方法是“强制”。而文化领导权指的是市民社会或伦理国家的控制权力,是一定社会集团对本集团的成员和对其他集团实行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操纵,行使这种权力的方法是“同意”。其二,它与统治权力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它可以与统治权力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同时掌握了政治权力和文化领导权;也可以与统治权力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领导权为不居统治地位的集团所掌握,而掌握着文化领导权的集团有可能进而掌握统治权。可见,能否行使领导权,行使什么样的领导权,是判断一个社会集团是否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所选择的社会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标准。葛兰西说:“我们自己的研究所依据的方法论标准如下: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这说明,文化领导权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不受政治权力的控制,而反过来制约政治权力。这是文化领导权相对独立性的突出表现。应该承认,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的分析并不是马克思“实践”概念中已有的内容,而是他思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而提出来的,但它却揭示和发展了马克思“实践”概念中蕴含着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内涵,并赋予了这个概念现时代的内容。正是这样,葛兰西的文化批判理论,尽管一度受到批评和排斥,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但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充分发展,并在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对欠发达国家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最终还是得到了思想界的普遍认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阿尔都塞率先从认识论的高度概括葛兰西的文化批判理论,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剖析上层建筑的结构,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理论;威廉姆斯将葛兰西的文化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文化概念进行对比分析,说明当代社会从物质的生产、生活到人们的观念、意识形态都受到文化/权力结构的支配,从而把文化领导权转化为一种文化模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被当作一种方法,广泛地运用于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各个领域,成为人们分析统治集团和臣属阶级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结构,揭示当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思考当代社会的民主、公平、正义等问题的新思维。透过这些理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实践”概念通过葛兰西的阐释,已经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从而成为人们研究当代社会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一、中国的治理难题

在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向度上,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通过阐发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的文化内涵,创造了以现代性批判为主题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看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具有双重的意义:

  

首先,它提出了新哲学建构的基本原则。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讲的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在这里,马克思是把劳动原则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劳动的感性世界。这样一来,马克思就通过对“异化劳动”的阐释,颠覆了黑格尔的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社会和经济范畴都是哲学的概念”,而在马克思那里,“所有哲学概念都是社会的和经济的范畴”。马克思所做的这一颠覆工作,不是要把哲学概念下降为经济学的范畴,不是要取消哲学,而是要把哲学从思辨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使哲学现实化,变成批判和否定现存社会秩序的思想武器。就此而言,“马克思的理论是一个‘批判’的理论”。霍克海默把这种批判理论定义为批判的社会理论,强调这种理论既不是传统的抽象思辨哲学,亦不是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和卢卡奇专注的形而上学,而是关于感性的、经验世界的哲学,即实践哲学。当然,这样一种实践哲学也有别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是以政治批判为核心的政治学,而作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实践哲学则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批判为核心的社会哲学。在这个意义上,霍克海默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定义为社会哲学,是十分恰当的。

  经过三十多年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奇迹”故事在继续让世界震撼的同时,发生了社会政治转向。由于经济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的阶层冲突,大量的集体动员不断地爆发,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年的《社会蓝皮书》不完全统计,群体性事件的数量由1993年的8700起上升到2006年的90000起以上,在2010年增加到了180000件。尽管在诸如2008年奥运会这样的政治敏感期,政府显示出明显的压力,但总体上中国政府还是较为成功地遏制了大量的社会骚乱事件,并防止它们演变为有组织的跨阶级、地区和议题边界的抗议。

其次,它是考察晚期工业社会的理论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增长而消失,反而变得越来越广泛而严重了。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把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运用于考察晚期工业社会,阐发了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的文化批判内涵,并通过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和启蒙精神的反思,建构了以现代性批判为主题的文化批判理论。在他们看来,文化工业的实质就是文化的资本化,就是使文化的生产服从于资本积累的需要,成为资本家追逐利润的一个部门,这势必造成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异化;而当这种文化异化借助于启蒙的欺骗和谎言越出它的生产场所,对人们的休闲娱乐生活、消费及整个生活方式发生影响时,就造成了全社会的异化。

  既有的中国研究领域可以分为有关中国国家研究和有关中国社会研究两个部分,这体现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二元性。一方面,政治学家指出中国的威权体制具有“弹性”(Nathan,2003)或者“适应性”(Chen,2010;Shambaugh ,2008)的特点。他们将这些特征归因于执政党聪明地处理领导人和平继替、吸纳社会和经济精英进入自己的队伍、对媒体有系统的控制和利用、严密控制非政府组织、对审议式民主实践(例如公开听证会和投票)的逐渐运用以说服和影响民众(He Warren ,2011)的能力。与此相关,国内社会学家认为中国科层制的理性化、新的激励和目标管理体制带来了政府的专业化和效率(渠敬东等,2009;王汉生、王一鸽,2009;曹正汉,2011)。这些研究都把社会稳定当成既定的,而不是把它作为对象来分析,这样就遗漏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群体性事件在国内高发、频发时,政府是如何实现社会稳定的?

这种全社会异化的突出表现,就是国家极权主义和大众文化。所谓国家极权主义,就是把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劳动与消费、工作与休闲、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全部纳入社会管理的程序之中,使个体的内心精神生活失去了自主性和创造性,成为资本运动的一个片断,从而使人的个体生活完全异化了;所谓大众文化,就是以娱乐游戏的形式消解艺术的文化创造本质、以技能培训的形式来消解神圣的教育理念,使教育不再执行培养人的品格和自由精神的功能。这是典型的文化异化,而隐藏在这种文化异化背后、决定文化异化本质的,就是资本的运动和作为近代启蒙精神的现代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克海默把现代性作为晚期工业社会的标志,因此,对现代性的批判就是对晚期工业社会的批判,也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

  从社会的视角来看,有关集体动员以及来自农民、工人、中产阶级业主和其他社会运动主体的抗争的研究表明,不同的社会阶层正在运用一系列组织和修辞策略追求其劳动、土地和居住权利。这些研究围绕权利意识(Bernstein Lu,2003;Diamant et al.,2005;O ‘Brien Li,2006)、抵抗(Perry Selden,2010;Hsing ,2010)、阶级形成(Lee ,2007;Chan Pun,2009)和公民权(O ’Brien ,2001)等概念框架,描绘了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并敢于挑战政府权威的中国社会图像。然而,这些研究大部分都试图解释抗争的出现,但是对于最终决定着这些动员的结果和有效性的政府应对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对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持续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菲弗尔吸取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成果,从文化哲学的高度阐发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的文化内涵,并把它运用于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自20世纪70~80年代开始,法兰克福学派有关现代性批判的理论不仅在欧洲,而且在欧洲以外的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受此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也转向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并联系这一理论反思中国的现代化精神,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

  这两种研究都缺乏对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微观过程的分析,这些微观过程包括:政府官员如何与维权民众进行谈判?民众怎样面对政府?政府权威和公民权利的性质在这些实践过程中是怎样发生转变的?我们需要在理论和经验资料上关注这些问题。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接口是本文的关注点。尽管理论议题非常不一样,我们的研究与魏昂德关于“新传统主义”(Walder,1986)这一开创性研究仍有着相似的关注点。魏昂德发现在改革以前,复杂的制度网络将民众和国家之间通过工具性、人缘化和庇护性的关系联结在一起,并获得了民众对权威规则的认可。这些政治安排以社会主义的工作单位为中心,由党员积极分子实施,民众按照阶级成分进行划分,积极分子和领导之间编织物质、社会和政治依赖网络,彼此交换政治忠诚、物质利益和政治安全。我们并不能完全同意魏昂德分析中对于经济改革以前处于不同时期的民众经验所作的同质化处理,而且他的分析还低估了国家发起的激进运动和民众对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的认同的独立作用。然而,在二十多年前出版的这本书仍然为我们观察国家与社会之间具体的互动提供了异常敏锐的操作指针。笔者试图在本文中重新探讨国家与社会之间具体的互动,但是经验分析的场所已经不是工作单位了,这一典型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已逐渐衰落了。如今,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是在完全不同的、无定形的“场所”,在有序和冲突的“时刻”上演着。维稳只是多维度的国家—社会接口的一个切片,不过它很关键。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形成及其在今天的影响表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有着深厚的联系,可以说,是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当代形态。这个哲学形态虽然不同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但是,它们同属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代表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方向,也展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多元风貌。

  

  二、领导权与基层政府

  

  (一)为什么是“领导权”

  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和认知的镜头,来检验当代中国的政府权力和社会不稳定之间的关系。它提供了一套概念表达方式,帮助我们揭示机制、形式、内容以及同意和强制之间的平衡等基本问题。葛兰西对意大利复兴运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具体历史分析进行一般化和抽象,并受到俄国革命的启发,提出了“领导权”概念,“从原先应用于反对封建秩序的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工人阶级的观点,转向应用于在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统治工人阶级的机制”(Anderson,1976:20)。葛兰西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将“领导权”的理论含义进一步扩展,将它应用于揭示任一社会阶级在统治中所采取的系统和稳定的形式,如政治学(Prezworski,1985)、宗教运动(Laitin,1986;Tugal ,2009)和工作场所(Burawoy ,1979)的研究都应用了这一概念。

  全面处理中国的“领导权”必然包含更加广泛的议题,远远不止本文所关注的维稳方面。现在,我们仅限定在中国的背景和维稳的主题下具体讨论葛兰西框架中的核心概念和问题。有三个命题很关键:第一,同意和强制之间的组合和平衡;第二,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都是国家衍生出来的;第三,将民众整合到统治结构中的方法和条件。

  领导权是建立在暴力和同意的组合之上的统治,暴力与同意以多种方式保持平衡。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中,葛兰西原创性的贡献在于对阶级统治的同意、文化和道德组合因素的系统考察。领导权的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强制披着同意的甲胄,并制度化为国家垄断的合法暴力。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政治权力一般情况下“是由文化支配但由强制决定的”(Anderson,1976:42)。以灵活(或武断)的平衡把握这两极权力对于理解当今中国非常重要。首先,如果说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动员政体,暴力在周期性的政治运动中反复出现,那么,改革时期的领导人已经有意识地处理,让同意与强制取得平衡。在维稳领域,警察的强制力量依然存在。然而,当面对大量“正常”的社会抗争时,重点很明显地就变成了如何慎用警力,如何安抚不满的群众以使他们自愿顺从,保持社会稳定,即使如此,强制力量的因素也从未远离基层政府和维权的民众。同意与强制之间的这种微妙的、不确定的、有伸缩性的平衡是维稳政治的要点。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也发现仅仅是同意与强制按比例增减的事实本身就是领导权的基础。通过划界,允许正常的社会挑战存在,将其与需要用暴力解决的、严禁的政治抗议相区分,政府实际上就把正常的抗争吸收进统治结构中了,消解了它们的挑战性。在这些可容忍的抗争空间里,不满的民众小心翼翼地自我监督着,不敢越雷池一步,担心像过去那样失去相应的自由、机会以及权力。换句话说,暴力是减少了而不是消失了,暴力是渐渐逼近的而不是常态化调用的,这些是改革时期中国领导权的重要基础。

  葛兰西概括性地把上层建筑分为两个领域:“市民社会”(志愿团体、大众媒体、学校、教堂、工会、商业协会)和“政治社会”(政党、半官方协会)。他对东方(沙俄)“原始而胶着”的市民社会和西方有助于增强国家能力的“强大”的市民社会进行了对比。这些市民和政治制度的关键在于,它们是“国家的延伸”,而不是独立于国家或反抗国家,它们服务于教育和培养从属阶级的信条,使他们顺从统治阶级的习俗和规则。葛兰西著作中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以及它们与国家之间模棱两可、不明确的边界并不是疏忽,而且贴切地捕捉了中国当前的情况。例如,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被描述为“政府主导的非政府组织”,因为政府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发起和干预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农村地区,尽管村长是由每三年一次的村庄选举选出来的,但是这些村长从镇政府那里领取工资作为其工作的报酬。正如下文将要讨论的那样,许多在基层一线的人员和机构都是一只脚站在政府里,另一只脚站在社会里,它们包括调解委员会、居委会以及信息员(他们是本地居民,为政府做兼职信息搜集,政府给他们发工资),这些国家的衍生组织都是领导权的场所和代理人。

  除了识别领导权的场所,葛兰西还提出了吸纳大众和制造大众同意的一般机制。中国研究学者已经注意到吸纳社会和经济精英入党,不过,领导权的概念还可以引导我们去看待普通民众的吸纳。葛兰西的著作识别了三个一般机制:第一,政府或资本必须对劳动者或民众作出经济上的牺牲或让步。他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上的福特主义(Gramsci ,1971:285);第二,同意是作为“程序正确性的内在原则”,并保持向参与开放的一种“方法”而出现的,就像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程序;第三,政府还要提供道德和知识上的领导,代表民众的利益并使他们确信这一利益就是普遍利益(Gramsci ,1971:57,161)。在下文中,笔者将揭示领导权的这些一般性的方法在维稳这一特定政府行为中的表现:花钱“买稳定”、玩程序游戏,将建立以信息和服务为导向的政府作为实现普遍利益的一项工程。

  除了场所和机制之外,领导权的概念还引出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在特定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秩序中,什么才是它具体的历史内容或条件?对葛兰西来说,领导权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根植于议会民主制的。民主政治系统中的定期选举遮蔽了阶级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和怪诞的经济不平等。同意“需要一个基本的信念,那就是民众在现有的社会秩序中能够行使基本的自主权……政府相信所有公民的民主平等权。正是资本主义民主的自由本身限制了集体意愿的社会可能性,从而使民众陷入无能为力的境地”(Anderson,1976:30)。那么,在中国,领导权的条件是什么?

  两位政治学家都指出社会经济安全与政治稳定是国家合法性的基础,认为当下中国的社会抗争是遵循而不是挑战这两个已存在了两千年的国家合法性逻辑,这些洞见使我们深受启发。裴宜理(Perry ,2008)在分析政治修辞和民众抗议诉求时,认为经济福利和生存(而不是自由)仍继续决定中国人的权利观念和政府权力行使的条件。许慧文(Shue,2004:29)同样指出“当前的体制将合法性基础……建立在保持平安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政治能力上,有了这个条件,经济就能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平安和稳定的确是国家领导权很明显的条件。但是在引用领导权这个概念时,本研究还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领导权”与“合法性”有区别(Tugal ,2009),领导权包含被统治阶级通过支持统治阶级来部分地改变自己,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力量的压制。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当民众参与到“买稳定”时,他们既改变了政府权威的性质,也改变了公民权利的性质。其次,鉴于裴宜理和许慧文都把关注点放到作为政治哲学、修辞、意识形态系统的“合法性”上,我们则更加重视生动的实际经验,具体呈现权力的实践。通过观察领导权的具体过程,我们试图揭示基层政府权力秩序的妥协性。

  (二)重新揭示“基层政府”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基层政府的政治重要性。笔者主要根据功能和实践而不是正式的层级来定义基层政府。这个术语指直接与维权民众互动的政府官员、层级和部门。在大多数情况下,基层政府通常指镇政府(农村)和街道办事处(城市),尽管有的时候,县(农村)、区(城市)政府和市政府需要出面处理特定的“非常事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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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data/57445.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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