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常态政治到常态政治,97回归前中英谈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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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归,

刘兆佳  

对于00后或90后来说,可能只是历史课本上的一个重要知识点,每年的必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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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80后来说,是当年学校大大小小的庆回归文艺汇演、歌咏比赛、征文大赛,是熬到凌晨12点,守在电视机前看交接仪式的难忘回忆。

  

对70后或再大一些的人而言,当时已上大学或步入社会,香港回归是他们亲自见证的一件历史大事,也或许直接或间接改变了他们未来的道路选择。

  摘要: 回归以来,香港的政治逐步从非常态政治向常态政治过渡,但过程坎坷,且时有反复。非常态政治由非物质性的诉求带动,而常态政治则由物质利益主导。两种政治的具体表现分别甚大,非常态政治通常是"零和游戏"的争斗,而常态政治则容许藉妥协减少矛盾。常态政治得以逐步取代非常态政治,主要原因是香港主流民意的不断变化。港人愈来愈关心经济和民生问题,愈来愈重视社会稳定,愈来愈希望建立良好的特区与中央关系,也对"一国两制"愈来愈有信心。人心的变化逐步改变了香港的政治生态,主要反映在港人对反对派的信任与支持下降,削弱了反对派发动政治斗争的能量。

那时候满大街都在唱“1997年我深情地呼唤你……”“东方之珠,我的爱人……”;

  

课间休息女生们总是聚在一起聊“昨晚《京港爱情线》你看了没有,李亚鹏好帅吴倩莲好美”;

  引言:常态政治与非常态政治

看到回归仪式上彭定康哭了,查尔斯王子黯然,大家都有点扬眉吐气甚至幸灾乐祸;

  

而邻居的朋友的同学的表舅是回归大典仪仗队中三个旗手中穿白衣服的那个,一时也被邻里街坊传为美谈。

  政治学者很多时把政治现象划分为两大类,即常态政治和非常态政治。当然,这种区分带有鲜明的价值判断,认为常态政治是"好"的政治,而非常态政治是"坏"的政治。尽管如此,一般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喜欢常态政治,认为那是"治"表现,而非常态政治则往往被视为"乱"的象征。

当时只觉得激动,只知道背诵“香港回归是祖国统一进程中的里程碑”,但只有长大后,才真正体会到这个里程碑的分量和意义,体会到“一国两制”之所以被称为“伟大构想”其中所蕴涵的智慧和魄力。而读过原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的《大国较量:中欧关系及香港回归亲历》,看到香港回归前夕中英之间的一波N折的斗争细节,甚至有点儿后怕——原来在举国欢庆香港顺利回归、平稳过渡的背后,曾有着这么多的危机和惊险。

  作为政治学概念,常态政治通常指围绕物质或实际利益而争夺的政治,主要涉及经济、民生、权力、名位等方面的矛盾摩擦。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团体、地域组织和民族种族群体之间的政治争夺,往往都与物质利益的分配有关。典型的常态政治乃阶级政治,而社会上的主要政治党派可以按照其不同的阶级取向而加以划分。保守党派以特别照顾中上阶层为己任,主张维持现有体制和政策,而以改革相号召的党派则倡议改变现有体制、政策和人事布局,并以中下阶层为其社会支持基础。在常态政治下,不同政治势力都大体上接受和认同既有的宪制安排,并愿意在政治体制之内活动和争夺。由于涉及的东西主要是物质或实际利益,常态政治较多通过交易、妥协、协商、互让和互谅方式进行。争夺各方往往愿意从大局和长远角度出发,尽量不损害彼此之间的关系,不争取短期的、局部的或阶段性的 "大获全胜",尽可能让对手有下台阶或不致空手而回,希望各方面在将来能够继续不断进行良性政治互动。

修建香港新机场问题

香港原来有一个机场,但载运量已饱和,于是1989年港英当局提出修建新机场。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基础设计建设计划,预计要十多年才能完工。而中间正好跨越1997回归年,其中的不确定性让很多投资者都不敢参与,融资就成了大难题。

中方从香港长远考虑,是赞成修机场的,但同时也关注要给未来的香港特区政府留下足够的家底儿,不能在回归前把家底儿都花光。于是中英双方于1990年开始就此展开谈判,最终达成备忘录,约定在97年6月30日前,港英政府要完成机场核心项目建设(预计成本986亿港元),跨越6月30日偿还的债务总额不超过50亿港元,并且需预留250亿港元财政储备给未来的特区政府。

然而备忘录墨迹未干,英方就变卦了。1992年3月,英方提出的第一版机场建设方案,核心项目成本从原先的986亿港元提高到1122亿港元;更过分的是,港英政府打算主要靠举债建设机场,这将给未来的特区政府留下730亿港元的沉重的债务负担。简单说就是,“我请客,你买单”!这么无赖的要求,中方当然不答应。后来港英政府又提出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方案,直到1994年,中英双方才达成一致:机场总预算成本为1582亿港元;英方答应注资额不少于603亿港元;留给未来特区政府的债务改为不超过230亿港元。至此机场斗争才算告一段落。

而与此同时,另一场性质更严重的政治体制之争又拉开了帷幕。

  非常态政治则截然不同。产生非常态政治的因素,主要是价值观的歧异、意识形态的不同、信念或信仰的差别、语言的差异、种族或民族的冲突、宗教的纷争、身分认同的分化和其他关乎精神层面的东西。这种种的矛盾分歧,往往牵涉到思想倾向,容易触发强烈情绪反应,形成意气用事倾向和非理性行为。各走极端和坚持对抗是非常态政治的普遍现象,暴力行为亦非罕见。非常态政治既可以在政治体制内发生,也可以在政治体制外出现,更可以表现在体制内、外势力间的合作与冲突。在非常态政治下,执政党派和反对党派在政治立场上存在鸿沟,反对党派不仅质疑执政者的认受性,更否定政治体制的合法性。质言之,在非常态政治下,政治游戏是"零和游戏"。

包藏祸心的“政改方案”

1992年,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走马上任,并在短短几个月后,就抛出了香港政改方案,要对当时香港的政治体制做出重大变动。英国在香港一直是实行以行政为主导的体制,总督由英国政府任命。而总督权利高度集中,独揽行政、立法、司法大权于一身,立法局只是向总督提供意见的咨询机构。全港听命与港督,港督听命于英国政府。

而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想要扩大立法局的权力,把香港“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体制”变为“以立法为主导”,并且把立法局全部议员改为直接(或变相直接)选举产生。他的如意算盘是,把这个体制强加给中方,企图以此来制约97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政府,这样就算回归之后,英方也可以继续对香港施加影响,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名义上是民主改革,但英国统治香港150多年时间里不搞民主,偏偏在要撤出香港之前忽然大搞民主,其用心之险恶,用脚趾头想想也能明白!

中方也不是吃素的。毕竟中英联合声明在那摆着,香港基本法写的清清楚楚,钱其琛外长跟英国外交大臣的7封通信达成的协议白纸黑字,你彭定康突然抛出一个违背以上所有约定的“三违反”方案,不是包藏祸心是什么!

  除了在极端情况外,在大部分社会内,常态政治与非常态政治同时并存,其比重随形势、事件、议题和时间而异。不过,一些社会可被视为由常态政治主导,而另一些社会则受非常态政治主导。西方发达国家一般为常态政治的表表者,但近年来也出现明显变化。例如,近二十多年来宗教、民族关系、移民政策、家庭价值观、同性恋、升挂国旗、语文政策、学校应否强制学生祷告、多元文化主义或单一美国文化主义等"非物质"争议,就在美国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撕裂。"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思潮在西方国家的扩散,同样把不少精神性的元素引入政治领域之内。

谈判破裂,另起炉灶

中英双方陷入僵局,直接导致香港股市大跌,“香港能否平稳过渡”让人忧心忡忡。这个政改方案显然不是彭定康提出来的,他只是贯彻执行了英国政府的决策——从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到现首相梅杰,都对彭定康表示全力支持。英国显然不甘心就这么撤出香港,尤其是经历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以及89北京政治风波,当时的中国政府可谓内外交困。英方估计中方这时候绝不敢冒险把英国在香港搞的那一套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于是一意孤行。双方在经过了历时7个多月、17轮谈判后——谈判破裂!

我们向来秉承的是:没事不惹事,但遇事不怕事。中方在谈判破裂时就严正重申: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规定,英国对香港的行政管理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作为英国管制香港政治体制架构的组成部分,即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区议会和两个市政局也将随英管制期的结束而终结。从1997年7月1日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架构将根据中国全国人大决定和基本法有关规定予以重建。

简单说就是:你爱改革改去,但再怎么折腾,一切机构到6月30号截止!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用什么体制、什么架构,我们自己说了算!

在准备谈判时,中方就做了二手准备,谈崩之后更是加紧推进,1993年9月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研究首届香港特区政府和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1996年,筹委会正式成立,随后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以避免香港回归后因原立法局解散而出现法律真空。

1997年6月28日,港英统治下的最后一届立法局宣告结束。

6月30日23点59分,米字旗落下。

7月1日零点,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升起。我们永远无法忘记的那一历史性时刻。

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亲历者。从1997年到现在,香港回归转眼已19年。我们遭遇了金融危机、索罗斯大战,也抗住了非典和H1N1的冲击,我们见证了香港自由行、迪士尼乐园花落香江,也目睹了越来越多的人赴港留学旅游,香港与内地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那么下一个20年香港又会有哪些惊喜,我们拭目以待。

  是常态政治还是非常态政治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与主流民意的取态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政治领域,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同党派会不断调校其政治和政策立场,务求适应主流民意的转变,令自己无论在常态或非常态政治下皆能生存、发展和取得政治权力。

  

  一、香港的政治历程:从非常态政治到常态政治

  

  过去近三十年来,香港经历了整体上从非常态政治到常态政治的嬗变,但常态政治的出现,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事。当然,这并不表示非常态政治从此寿终正寝,它还会不时出现并引发政治风波,因此转变规程不时出现反复。即便如此,这个不平凡的嬗变过程,标志香港从英国殖民统治回归到中国的特别行政区的漫长和曲折的过渡,同时也显示了中国的"—国两制"方针政策在克服了不少艰难险阻后最终在香港得以较全面落实。回顾这个历程,对于如何更好地贯彻"一国两制"会有很大的发作用,对于如何更好推动港人的"人心回归",也会有不错的参考价值。

  自二次大战结束,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英国殖民管治下的香港基本保持了政治稳定、施政有效、经济繁荣、社会有序等多其他受殖民统治地区罕见的状况。港人大致上对政治并不热衷。以香港总督大权独揽为核心特征的政治体制,基本上从来没有受到港人的质疑。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开始出现的来自那些深受西方教育熏陶的上层中产分子的政治诉求,也只不过是在认同殖民管治的前提下寻求更多的分享政治权力的机会。社会关注的重大事项,不外乎是一些与港人切身利益相关的经济、社会、劳工、福利和民生问题。

  在当时,认同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质疑殖民管治的势力相对薄弱,在政治上处于边缘位置,且不时受到港英政府有形和无形的歧视和打压。香港的主流精英和社会一贯对爱国力量采取排拒和蔑视态度。1967年的源于内地文化大革命的"反英抗暴"行动经港英政府以武力平息后,爱国人士的处境更为艰难。在中国政府锐意不改变香港的身份和致力保持它的繁荣稳定的基本国策下,爱国力量也只好偃旗息鼓,成为与主流社会共存但却又相互分隔的存在。香港的华资商人纵使在二次大战后迅速崛起且日益财雄势大,但他们深知无法动摇殖民政府的绝对权力,所以只能自愿压抑政治欲望,甘心拥护殖民管治,并通过各种输诚表忠的姿态,以求获取管治者的恩宠、吸纳和封赐,从而与殖民统治者形成一个经济财富与政治权力共荣共济的"非神圣同盟"。可以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之前,香港一直处于常态政治之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突然浮现的香港前途问题及接踵而来的中英谈判,彻底改变了香港的政治格局。中英展开谈判后不久,港人便清楚知道英国近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必然会在1997年终结,而中国将会于同年在港恢复行使主权。自然地,由于英国在港的管治行将终结、港英政府的管治权威面对迅速萎缩的命运。为了达致"光荣撤退"的目标,也为了在撤退前维持管治上的自主权和保存政治颜面,英国人一方面引入"代议政制"政革,逐步把权力移交予由港人通过选举而产生的立法机关,藉此换取港人对港英政府的继续支持,赢取国内与国际的赞誉,同时计划通过普选而催生和强化拥戴它的反对派势力,并拉拢此新兴势力去抗衡那些原来拥护殖民管治但却逐渐投向中方的保守建制势力(当中以商界最为关键)。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巩固其统治根基和达至"光荣撤退"。

  另一方面,英国人一反其过去限制和约束港人的反共情绪和活动的惯常做法,明目张胆地鼓动港人与中国政府龃龉和对抗,并策动反对派充当其"拒中"的先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动员香港的内部力量反制中国政府 和愈益壮大的爱国力量,令自己在殖民管治的最后岁月中有足够能力去保障英国的利益和扶植"亲英"或"亲西方"的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管治者。由于港人在回归前对英方的信任远高于中方的信任,对香港的前景忧心忡忡,对爱国人士诸多疑虑,因此英国在港的政治部署颇为成功。

  英方政治部署的另一面,是防止中方成功培植"亲中"的政治接班人。显而易见,中方的成功意味英方的失败,也意味英国在港的利益在九七回归后失去保障。所以,港英政府不但拒绝响应中方有关共同培植日后治港人才的建议,反而处处掣肘和压抑爱国人士。当然,中方最终了解到它只能单方面扶植未来特区的政治人才,所以试图通过委任港事顾问、区事顾问、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区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特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等部署以为应对。如此一来,原来一直蛰伏的爱国力量便被释放出来,加上不少属于港英建制人士的归来,以及新兴爱国人士的出现,爱国阵营也在不断壮大,不过始终无论在社会影响或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上无法与历史悠久、在社会各处盘根错节的"亲英"阵营相颉颃。

  在回归前十多年的过渡期中,不但中英之间争斗不绝,亲中和亲英两股势力亦不断倾轧,社会亦因此而高度分化,香港遂成为高度甚至过度政治化的社会。在回归前一年左右,英方意识到如果坚持与中方斗争到底,它只会是大输家,而它所扶植的"亲英"势力,亦会在回归后难以立足。经仔细考虑后,英方聪明地调校了它的对华与对港策略,放弃对抗手法,转而与中方合作处理回归的各项工作。从中方的角度而言,为了达致平稳过渡,为了提升港人和国际社会对香港前景的信心,考虑到大部分治港人才仍只能来自原来的港英建制,所以中方容许全体公务员过渡到新的特区政府,并成为绝大部分的主要官员;不少原港英政府的支持者也继续担任重要公共职务。相反,只有少数"亲中"人士获得重要的政治任命,这与他们的预期落差甚大,难免会产生极大的怨怼之情,从而加剧了他们与原港英建制人士的不信任和摩擦,大幅削弱了他们对特区政府的支持,并深化了回归后特区管治的困难。

  反对派在回归前已大为坐大,但在回归后失去了英国人的庇荫,又受到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反制,不能够在政治体制内有大作为。他们不接受《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区政治架构,集中力量在体制外运作,大力动员舆论和民意作为斗争手段,支持其在立法会和区议会内的少数声音,向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不断展开攻击。由于反对派在社会上有相当的群和舆论支持基础,其政治战斗力颇为顽强,对回归后的政治格局造成重大影响。

  回归后的首半年,香港出现了短暂的政治淡静局面。原因是:港人对中央对港的政策放心,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老实人"形象有好感,而香港的经济仍处于令人亢奋的"泡沫"状态。但自从1997年底开始,香港不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亚洲金融风暴的猛烈冲击,更接连受到过去罕有听闻的传染疾病(如禽流感、非典)的蹂躏。港人在生命财产同时受到严重威胁之际,却正是管治能力尚待磨炼的新政府主政及新旧政治势力交战正酣之时。一时间政治烽烟处处,斗争此起彼落。所有重大经济、社会、民生问题都难逃迅速转化为政治斗争议题的命运,董建华成为矢之的,而特区的管治则面临极为严峻的考验。2003年七月一日爆发的数十万人参与的反《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更是各类矛盾并发的高峰。

  简言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开始,随中英双方在香港事务上发挥关键作用,新政治势力兴起,旧政治势力奋起以求自保,而港人又高度关注各项围绕香港前途的政治议题,包括"一国两制"方针、中央对港事务的处理手法、中英在政制和其他问题上的争斗、政制争议、"六四事件"等。回归后出现的金融危机、传染疾病肆虐、特区政府施政的失误等问题又衍生出围绕管治失效而来的种种政治、政策和政制等问题,并与原来的部分政治问题交缠在一起,形成一个极度政治化和政局动荡的局面。可以这样说,香港的非常态政治绵延了二十多年,直到2005年后随董建华下台、曾荫权上台并继而连任、香港经济复苏、特区施政有所改善和香港与内地加强经济合作等情况发生后才出现明显的转机。然而,2010年以来,特别是2012年梁振英领导的新一届特区政府上台后,非常态政治有重燃之势。尽管如此,展望未来,从各种因素分析,反复虽然难免,常态政治应该可以不断延续下去,"一国两制"的方针应该得以更全面和准确地落实。不过,孕育非常态政治的因素仍然存在,并不时有新情况的出现,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摩擦仍会不断对香港的政治生态造成困扰。

  

  二、非常态政治的主要表征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非常态政治主导下,香港出现了一些突出的政治现象:

  1.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经常僵持不下,政府的法案和政策往往因为政治、意气或对人不对事的缘故而受到立法机关的阻挠或拖延。政府难以进行有效管治,重大政策难以出台,大型基建工程难以上马,特大危机(例如非典疫病、禽流感、金融风暴)难以对付,香港的发展难以强力推动,香港的经济竞争力不断下降。

  2.社会各方面缺乏共同目标,各自为政,相互倾轧,无法集中力量向共同目标迈进。政治生态不利于凝聚社会对公共政策、政策改革和发展路向的共识。

  3.社会争议高度政治化、情绪化、非理性化、泛道德化和不断出现人身攻击和人格诋毁的现象。反智、反精英和反权威意识泛滥。

  4.各类权威(政府、精英分子、社会贤达、宗教领袖)凌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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