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棋牌游戏官网】托依布纳,中央银行与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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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西方人说,火、汽车轮子和中央银行,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三个发明。西方人有时喜欢来点噱头,可是这话,并没有太言过其实。我猜,这个说法之所以流行,是因为,火把猎物烤熟了吃,减少了病菌对人体的侵害,当然也更美味;轮子让人走路更轻松,世界缩小了,人类交往变得更便利;而中央银行,自从创立以来,多次把许多国家的经济从危机中解脱出来,幸赖于彼,人类已经享有了差不多100年经济基本安澜了,虽然中间也有些波折。而眼下金融危机的杼解,也要借中央银行(以及财政政策)的作为。

贡塔·托依布纳  

新闻里经常听说“美联储”这个机构,它的前任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中国更是大大有名,人们亲切地称呼这个神情木讷的老头“格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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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就是美国的中央银行。

  

各国都有中央银行,叫法却不尽相同。美国叫“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或者“美国联邦储备局”,简称“美联储”;英国叫“英格兰银行”;德国叫“德意志银行”;日本叫“日本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就是“中国人民银行”。

  托依布纳(Gunther Teubner)教授寄语中国读者:在这篇论文中,我处理了当代西方社会最大的失败—功能极端分化的黑暗面。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问题的困难性在于,中国社会转型阶段是否会遇上这类需要处理的问题。尽管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取得了世界范围的成功,但是在处理大规模功能分化的离心运动方面并不顺利。结果,其发展出了自我摧毁的趋势。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了大肆扩张的金融系统所具有的毁灭性力量。功能分化同时既是祝福也是诅咒—中国也必将穿越这样的体验。通过其自身的操作封闭,诸功能系统为其自身创造了一些可以恣意地从内部强化或向外部扩张其自身理性的领域,而不顾及其他社会系统,也不顾及它们的自然环境和人的环境。自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先锋性的分析以来,不断重复出现的证据已经表明了全球化经济理性的毁灭性力量。实际上,当代中国正在承受经济加速发展的负面后果。但是,仅仅谴责经济那就错了。在现代诸神的概念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同样认识到其他诸社会理性化领域中的毁灭性力量,并分析了随之而来的具有威胁性的理性冲突。同时,其他高度专门化的功能系统(尤其是科学和技术领域,当然还有法律、媒体甚至医疗等等)所制造出来的社会风险和生态风险,对于更为广泛的公众来说已经是切肤之痛了。就像西方工业化国家那样,中国也将经历由政治、法律、经济、科学、医疗以及技术等领域的各种理性之间由于爆发“理性冲突”而呈现的危机。在本文中,我发展了社会宪治主义*的概念,以之作为一种与极端功能分化的去整合趋势(disintegrating tendencies)相对立的力量。这一概念的发展依托于西方(欧洲)发展历史的背景,其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下所面临的不同条件,那还将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1926年生于纽约,1948年获纽约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50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进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于1977年获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70〜1974年,格林斯潘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74〜1977年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一、集体成瘾?

1987年8月,格林斯潘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1991年7月,老布什总统任命格林斯潘继续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1996年2月,克林顿总统提名他连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2000年1月4日,克林顿总统再次任命他为美联储主席。2004年5月18日,小布什提名他继续担任美联储主席,到2006年1月31日退休为止,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一职达18年。

  

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时间里,美国经济出现了创纪录的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期,中间只发生过两次温和的衰退。格林斯潘领导美联储应对了纽约股市大崩盘、亚洲金融危机、技术股泡沫破灭以及“9·11”恐怖袭击事件等一系列重大危机。

  是否存在着集体成瘾这种东西?我们把成瘾看成一种真实的社会现象吗?成瘾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通常的答案可能是指酗酒或(金融)危机前银行家们的羊群效应。事实上,这些只是成瘾行为的社会放大器:它们以攀比心理、模仿、社会规范或者从众心理等等形式影响着强迫症行为。但是,它们最终涉及的还不过是个人的成瘾。

格林斯潘曾说,我只想做大多数学院派经济学家从未干过的事情,检验一下我的理论在现实世界中是否真正行得通。这就好比吃花生,只有不停地吃,才不会觉得累,因为未来是不可知的。

  通过社会系统理论的透镜,我们发现了相当不同的东西。由此,社会过程所展示的成瘾行为特征完全不受个人依赖性症状的影响。约瑟夫·阿克曼(Josef Ackermann)并非瘾君子,而德意志银行倒是需要给予紧急的戒毒治疗。这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的集体成瘾。对于阿兰·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而言,这个发现令人瞠目:“信贷机构为保护股东权益的自利(行为)令我们这些亲眼目睹者感到难以置信地震惊。”[1]他从来没有想到银行居然会不顾自身利益冒着高风险参与自我毁灭的“赌博”行为。理性机构如此非理性,无视自己的利益—这把格林斯潘带入了痛苦的现实:他奠基于理性选择的“整个知识大厦”“崩塌了”。

无论是演讲,还是在国会作证,格林斯潘总是面无表情,大多数时候似乎总是脸色沮丧,人们很难从他的表情中得到任何暗示。有人说,他“运用英语的所有微妙细腻的表达方式,确保只有他和上帝才能明白”。

  集体行动者的成瘾综合症可能真正展示了社会成瘾行为。另外,还有那些呈现为内在强迫性增长的沟通链条,这些沟通链条无需牵扯到集体性的行动者。尽管面临持续自我毁灭的后果,那些独立于个人成瘾之外的众多沟通串联起来,并被纳入到强迫性操作活动中。如果说存在着非个人性的(即集体性或沟通性的)强迫性增长的事物,那么,银行家个人的贪婪就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相反,我们必须寻找那些引发非个人性(non-individual)成瘾现象的特定社会成瘾机制。

1987年10月19日,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价格指数急降508点。当天股市收盘后,美联储大量买入国库券,金融系统被注入了大量流动性。第二天股市开盘之前,格林斯潘发表了简短的声明:“美联储会始终坚守它作为中央银行所应负的使命,随时准备为经济和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这个表态对安抚股市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这种令人着迷的现象与宪法时刻有什么关系?本文的主旨在于,当灾难临近的时刻,在社会诸系统(social systems)自我破坏力的强迫性增长与一种不能从外部而是只能通过“内部宪法结构”(inner constitution)的变化发生作用的新取向之间发现一种关联。引用德里达(Derrida)的说法,我们可以借用“话语的微观结构”(extremely capillary constitutions of the discourses)这一说法—它自己引导自己发生变化。正是这些微观结构—而非世界上的民族国家的“大写宪法”—调整着社会肌体的内在生活,直到最细微的血管。[2]因此:这些是超越于国家的宪法。

他5岁时就学会了心算三位数的加减法,对数字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他还喜欢音乐和运动,其实高中毕业后,他先是进了纽约著名的朱丽亚音乐学院学习了一年,然后退学。

  我的假设如下:

两次语言含糊的求婚失败后,1997年4月,他与比他年轻20岁的CNN记者安德烈亚·米切尔结婚,她的收入是格林斯潘的几倍。

  1)为了理解近来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将不会仅仅依赖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而是,我们将探究具有基础意义的信息流自我毁灭的强迫性增长—换句话说,就是集体成瘾现象。

虽然他已经退休,可是人们对他的兴趣依然不减,据说请他去演讲的人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2007年,他的新书《动荡时代:新世界中的冒险》出版,成为人们抢购的对象。

  2)“触底反弹”是指这样的宪法时刻,即灾难降临的时候,或者,社会变迁的力量凝聚到如此强度以至于经济的“内在结构”在此压力下发生变化的时候。

不过,由于在任期间过度放任的货币政策,造成流动性泛滥,也对金融市场监管不利,被指为金融危机的原凶!

  3)纯货币改革例示了全球经济的微观宪法结构化,这种结构化无法通过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国家性或跨国性干预来实现。

为什么这个机构如此惹人注意?就是因为中央银行在现代经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4)合宪/违宪这个二元区分发展为经济与法律之间的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中的一个二元元符码(a binary meta-code),并在法律符码和经济符码之上形成。

中央银行,简称“央行”。跟近代商业银行几百年的历史比起来,中央银行的历史太短了。1913年美联储的成立,才标志着中央银行的正式诞生。中央银行是个什么样的机构?为什么宏观经济如此需要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跟商业银行有本质的不同,商业银行是个普通的营利性机构,它通过存贷业务和其他业务来赚钱维持,与其他企业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中央银行却不是企业,它不追求盈利目标,不接受个人和企业存款,也不给他们贷款。

  二、强迫性增长和金融危机

世界上本来没有中央银行,只有商业银行,那么,为什么中央银行最终出现了呢?这得从一个例子开始说起。

  

一个人会做皮鞋,而且做得很好。做鞋的人不做别的营生。别人可以拿粮食来换鞋子。如果做鞋的人收了粮食,却没有鞋交换粮食,他可以写个欠条,言明自己欠对方一双鞋。

  (一)因果影响还是强迫性增长?

这时候,做鞋的人利用的是自己的信誉,靠信誉他就获得了粮食。如果他尝到了甜头,继续这么干,凡是用粮食来换鞋的人,一律给人家欠条。最终,大家都拿着欠条来要鞋,他拿不出那么多的鞋子,就会破产。这个例子说明,信誉不可以滥用。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各种各样的规制方案纷纷被提了出来:取消银行家的奖金,设立银行增强型股权投资基金,开征托宾税(Tobin tax),控制金融产品品质,对金融制度(尤其是对冲基金)实施严厉的国家性与跨国性监管,从严控制资本流动和证券市场,完善会计和风险评估规则。[3]非常典型,这些举措都是基于因素分析。其中,单个因素被剥离出来,通过原因归结,找到对危机负责的因素。因而,规制的目标就在于,在因果链中导入反作用因素,以阻却危机的复发。这些举措的成就当然无可置疑,不过,它们无法逃脱一个通病:每条法律都有空子可钻(fatta la leggetrovato l’inganno)。法律一朝制定出来,法律漏洞也就伴随出现。规制的阿基里斯之踵(theAchilles heel)在于,国家性或跨国性规制总是可以被有效避开:鉴于数不胜数的规避规制的伎俩,事前规制变得不可能。[4]

商业银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商业银行既然是个追求利润极大化的企业,它不可避免地经常有扩张的冲动,比如把钱全都贷出去。可是,如果宏观经济出现严重衰退或者遇到其他严重的危机,比如战争,存款人就会集中到银行取钱,这就是挤兑。

  更为深入的危机诊断来自于这样一种分析:把因素分析中的各种因素仅仅看成是可以互换的触发条件,并致力于发现其深层动力机制。通过改革全球金融经济的“内在宪法结构”,来驯服那些诱发规避策略的动力机制。目前被很多金融专家推崇的纯货币改革就是众多有所助益的例子之一。[5]这一项改革直指经济制度的心脏—货币机制。很久以来,货币创造是中央银行的特权。中央银行通过与金本位脱钩的纸币来发行货币。经常性账户上的非现金货币的广泛流通、无货币支付交易的滋生、新沟通技术的出现,尤其重要的是,还有货币和资本交易的全球化等等,剥夺了国家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垄断权。[6]凭借这些方面的发展,现在,正是全球性活跃的商业银行具有了事实上创造货币的能力—原则上说,这种能力独立于中央银行。事情就是如此,即便非现金货币只是作为准货币而被委婉地提及。在欧洲,非现金货币相对于现金货币的比例是4:1。在英国,非现金货币占到了92%。德国中央银行在其网络主页上说:“今天,创造货币的主要源头是由商业银行提供的信用担保(积极的货币创造):借款人的贷款总额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又存入银行,结果,直接增加了国民经济中的货币供应。”[7]这里所发生的就是无中生有(creatio ex nihilo)这绝对不是指银行的现有储蓄存款完全支撑住了商业银行通过非现金货币提供的信用。而是,各个银行根据自己独立的风险精算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信用。公共性的中央银行只能通过利率调节来间接影响这些私人性的货币创造。

银行无力应付这种大规模的挤兑风潮,很多银行就是在挤兑中破产的。反应上世纪山西票号风云变幻的电视剧《乔家大院》里,就有不少同行算计对方,引发挤兑的情节。以前,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挤兑是它们的噩梦。

  正是私有银行大量创造货币,才导致了全球金融领域中目前这种过度的强迫性增长。这就推动了实体经济通过提前融资实现增长,并迈向了产生社会危害的增长程度。同时,私人性货币创造又被意料之外地用于促进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tial)金融投机性增长。此处引述休伯(Huber)的话:

千万人把辛苦挣来的钱放到银行里,银行破产令他们的财富突然蒸发,这将触动整个社会的敏感神经,引发社会动荡。同时,银行的破产,使得社会减少了交易和创造财富的机会。历史上的多次经济危机,都伴有银行的大规模倒闭风潮,银行倒闭是经济危机的主要标志。1929〜1933年的大萧条就是这样。

  “银行就像其他经济主体一样运转:顺周期性(pro-cyclically),自利性,缺乏整体经济的观念,没有任何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结果,银行周期性地创造货币,并超过了限度。以此方式,极为夸张的商业循环和股市循环就被创造出来:

教训如此惨痛,社会承受不起银行大规模倒闭的损失和代价,稳定金融秩序势在必行。中央银行的初衷就是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稳定,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央银行出现之后,大规模的银行破产倒闭现象就很少发生了。

  “一越来越多的货币过度供应以及相应的价格通胀,还有,资本市场证券价格不断上扬(投资泡沫、资产价格膨胀)。

当然,后来中央银行的职能还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等,中央银行是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的呢?

  “一越来越接近危机阶段,股票市值/资产价值的泡沫破灭以及收支赤字,经济中的货币供应短缺以及通货紧缩。金融制度自身就像国家、经济和社会一样破绽百出。”[8]

靠货币政策!

  这个理论的要点如下:替代性的解决方案不在于零增长,而毋宁是拿过度的强迫增长开刀。“在当今的货币体系中,稳定和零增长是不可能的。”[9]通过价值创造,货币创造必然促使利润增长,而利润增长又进一步促进货币创造以及价值创造。结果就形成了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相反的方案则是经济紧缩,但从长期来看,这是与当今以货币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不相容的。货币化经济运行依赖于某种强迫性增长。这就是说,并非强迫增长本身占据了舞台的中心,而是,在必要的增长与具有不良后果的自我摧毁性的过度增长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才是问题的焦点。[10]

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政策,严格来说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前边说过的财政政策,另外一个就是货币政策。

  (二)沟通中自我摧毁的增长动力学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一样,都是调节总需求的手段,而总需求则决定宏观经济的状况。

  对必要的增长动力机制与病态的过度增长进行区分,既有理论价值也有实践价值。如果诱发增长的机制导致了其本身并非病态的社会过程被过度刺激,那么,把其与个人成瘾现象做个类比会有所帮助。[11]然而,正如上文所述,把成瘾现象看成是心理问题的通说—相应于此,对个人施加治疗—就会把我们引向死胡同。寻找个人成瘾行为的真正的社会对等物就变成了关键所在。系统理论分析可以在这一任务上帮助我们。起点在于严格区分心理过程与社会过程,两者具有各自的意义生产过程。卢曼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之外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沟通现象学(并非以前者取代后者!)。这导致了典型的双重现象,至今,这一双重现象还只是从心理学方面加以理解。比如,记忆不只是一个心理现象,而是,在此之外,记忆也是一个纯粹的社会制度化沟通过程。即便对于那些被理解为个人意识现象的情结(complexes)而言,比如意向、策略、兴趣、偏好或者理解等等,也必须根据这些情结是发生在个人意识中还是作为独立于意识之外所展开的沟通过程而加以区分。[12]

说得通俗点,货币政策就是让货币多点或者少点的手段。经济中的货币总量叫“货币供给量”,货币不但包括现金,还包括存款货币等。货币政策调节的就是货币供给量。

  无论就一般性而言考察社会系统,还是就特殊性而言考察集体行动者,都需要对“尽管存在持续的负面后果,但仍然强迫性地从事某种活动”这一个人成瘾的定义加以重新思考。社会系统通过特定的系统性递归操作(the recursivity of system-specific operations)实现了自创生式自我再生产(the autopoietic self-reproduction),这种自我再生产回过头来又强化了沟通的强迫性重复和增长,并导致了自我摧毁的后果。何种“成瘾机制”对此负责?当沟通难以抗拒外部力量的影响而产生了强迫性增长时,那么,就可以被看成是患上了成瘾症状。拿前面的例子来说,我们可以把商业银行无中生有地创造非现金货币看成是一种成瘾机制:把各个支付操作串联起来,以至于强迫性的过度增长在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中被释放出来。由商业银行提供信用担保的补充性货币创造强化了对利润的预期,随后引起了实体经济的强迫性增长,而由此又(反过来)强化了对利润的预期。这就释放出一种动力机制—这一机制不应再被看成是静态的经济循环,而是加速运行的螺旋上升。与此相伴的是,银行根据货币乘数(money-multiplication)的动力机制发放贷款,而且,这些贷款并非用于生产投资领域,而是用于购买投机性资产。如果用于支付银行贷款的利息超过了所预期的资产价值成长,就会导致投机崩溃、金融危机以至于经济危机的后果。以上两种强迫性的沟通增长都可以独立于个人贪婪和个人成瘾行为之外而发生;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抵抗成瘾的个人要么被卷入这一强迫性过程,要么,就被排除于充满风险的游戏之外。这就是说,具有相应心理倾向的个人也被这种游戏吸引,以至于个人成瘾行为与社会成瘾行为相互强化。

货币供给量是相对于货币需求量而言的,货币需求量由私人部门决定,而货币的供给量最终受制于中央银行的政策。

  这种动力机制提出了一个关于自创生的基本问题:我们如何想象社会自我生产和强迫增长之间的关系。自我生产的沟通循环—也就是说(沟通)返回去作用于自身—这个概念似乎提供了一个答案;不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过去人们认为,货币多少,对于实体经济是没有任何影响的。货币多少,影响的仅仅是价格的高低,对于人们的实质福利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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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校正了这个传统观念。凯恩斯认为,货币多一点和少一点,对实体经济以及人们的物质福利有真实的、实实在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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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是货币引领的经济,货币是个先行因素。所以,邓小平曾说过,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如果经济中出现了对某种产品的需求,你能生产它,就可以赚钱。生产它,需要劳动力、原材料,但是更需要的是资金,只要有了资金,劳动力和原材料就跟着过来了。所以,如果你能获得货币,就可以自己赚钱。社会呢,就可以消费这个新产品。所以,社会只要多发一点货币,就可以增加实质福利了。当然,不能没有节制地发行货币,发行货币要有投资相对应,这样才没风险。社会所创造的新财富,可以避免货币发行增加所带来的风险,因为此时有实物的产品与货币对应。如果没有货币,社会的财富创造就要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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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多少跟宏观经济状况的好坏关系极大。更重要的是因为货币多少影响利率高低,而利率影响投资,投资则影响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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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手段一般有三个,我们形象地称它们“三板斧”。

第一个手段是存款准备金。

存款准备金,就是商业银行存在中央银行的钱。各国中央银行都规定,商业银行不能把自己吸收的存款全贷出去挣钱,而是首先要按一定比例交给中央银行,剩下的钱才能贷出去。这个比例叫“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简称“准备金率”。

商业银行交了这个准备金,以后如果遇到挤兑危机或者其他支付危机,就可以请求中央银行支援,帮助其渡过难关。不但如此,商业银行把钱存到中央银行还可以获得利息。

准备金率有一个最低的要求,比如10%,但是上不封顶,你愿意多存,中央银行也接受。对于运作比较规范的银行,不愿意把钱存在中央银行,更喜欢多贷款赚钱。

如果中央银行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吸收的存款交给中央银行的部分就多了,用于发放贷款的钱就少了,人们获得贷款就困难了。利息率就会提高,投资与利率呈反向变化,因此投资就会下降,而投资又是总需求的重要部分,投资下降,总需求就会下降,经济的均衡产量,即GDP就下降,同时价格水平回落,过热的经济会降温,回复到正常状态。

如果中央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则会引导宏观经济向相反方向走,即经济由萎靡走向繁荣,同时伴随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

第二个货币政策手段是贴现率。

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钱的利息率。一般人和商家,可以向商业银行借钱,如果商业银行也没有钱了,怎么办?它可以向中央银行借。

那如果中央银行也没有钱了,怎么办?不用担心。中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是发钞的银行,不够了它自己就可以发行货币,这是政府赋予它的特权。

**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也要支付利息,这个利息的水平叫“贴现率”。贴现率越高,商业银行愿意从中央银行借的钱就越少,它的贷款就越少,商家获得贷款的难度就越大,利率就越高。余下发生的事情,跟提高准备金率是一样的。**

如果中央银行降低贴现率,则有相反的后果出现。

第三个手段是公开市场操作。

所谓公开市场,指的是买卖政府债券的市场。当政府财政预算出现赤字的时候,就要发行债券弥补。

政府债券一般允许交易,交易的这个市场就是公开市场。公开的意思是这个市场对所有的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都是敞开大门欢迎的,各银行都可以进入这个市场来买卖政府债券。

各国法律差不多都规定,中央银行不能直接认购政府债券,也就是财政部第一次发债的时候,中央银行不能买。因为如果中央银行直接承购政府债券的话,政府发行债券就没有了约束,就为通货膨胀打开了一个通道。但是公开市场,实际上相当于我们说的二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卖债券,不影响政府发债的规模。

1994年以前,财政部经常向中国人民银行借款,这叫“透支”。如果中国人民银行的贷款规模原来已经比较适当,现在突然要增发货币给财政部,就会有引发通货膨胀的危险。同时,财政部的透支也影响货币政策的独立运作,冲击货币政策的效果。所以,1994年以后,《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不允许财政部向人民银行透支了。财政赤字一律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

如果中央银行决定在公开市场上从商业银行那里买进政府债券,它就要把货币交给商业银行,这叫“吐出货币”。商业银行获得货币后,就可以发放更多贷款,货币多了,利率就下降,总需求就增加,就业就会增加,宏观经济就会更加繁荣。

如果中央银行将持有的政府债券卖给商业银行,货币就会从商业银行流回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就要收缩贷款规模,商家获得货币就难了,利率就要上升,宏观经济就会收缩、降温。

美联储内部有一个机构,叫“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专门负责指导公开市场操作。公开市场业务是美联储最重要、最核心的货币政策手段。现在,美联储已经基本不再运用存款准备金手段,也很少用贴现率了。

降低准备金率,降低贴现率,买进政府债券,都可以使经济扩张、繁荣,这些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反之,提高准备金率,提高贴现率,卖出政府债券,都可以使经济冷却,这些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当宏观经济出现衰微迹象,比如失业严重时,应该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当经济出现过热的迹象,比如出现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应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单独依靠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和宏观经济往往是不够的,甚至可能发生“按下葫芦起了瓢”的情况。因此,货币政策常常需要与其他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互相配合,当然财政政策也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两者的适当融合才能达到既调节宏观经济运行,又不至于出现严重负面后果的目标。

比如经济中出现了严重通货膨胀,需要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压缩货币总量、抑制投资过大的同时,必须防止出现总需求下降过快、失业增加的负面后果。因此,可以在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同时,实行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比如适当增加政府开支,以便让总需求维持在一个适度的水平,防止出现失业率过度上升。

当经济中出现严重的失业,需要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开支,增加总需求,以增加就业。但是总需求的无限扩张,会造成通货膨胀的不良后果。为防止通货膨胀,可以同时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控制住货币这道闸门。

中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同时采用这三种手段调节货币供给量,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规定准备金率。比如2008年中央银行就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5次!贴现率用的也比较多。但是公开市场操作的作用却不大。不是这个手段本身不适合中国,而是因为中国的公开市场规模还很小,操作经验也不足。

除了这三个基本政策手段,中国人民银行还以直接规定存贷款利率的方式来调节货币供给量。因为中国的商业银行大都属于国有银行,政府有权对它们进行管理和约束,但是在很多国家,中央银行并不直接规定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这些国家的商业银行并非国有而是私人企业,比如美国的花旗银行等都是私人银行,美联储并不对它们的利率水平进行直接干预。

在新闻里经常听说美联储降息的消息。这个利息不是存贷款利率,而是“联邦基金利率”。联邦基金利率是美国商业银行的同业拆借利率,同业拆借就是银行之间互相借钱,其中最重要的是隔夜拆借利率。这个利率可以影响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成本,进而影响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

各国中央银行的权力是很不相同的,这取决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也就是跟中央政府的关系,有的国家的中央银行独立性很强,比如美联储,实际上是个私有机构!它不属于政府,而只对国会负责,它的负责人的任期一届是4年,但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委员的任期是14年,主席可以在他的委员任期内连任主席,也就是可以当14年,比总统的最长任期8年长多了,所以,它可以保持自己足够的独立性。

有的国家的中央银行独立性较差,比如英国的英格兰银行。比较有意思的是日本中央银行,虽然它隶属于大藏省,也就是日本财政部,但是,它的独立性是非常强的。

中国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并不是完全独立的。

目前,欧元区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失去了独立性,不是说它们要依附于各自的政府,而是因为欧元区11个国家1999年1月1日正式成立了欧洲中央银行,由这个机构来制定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各国则放弃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在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经济活动互相依赖,谁也无法置身事外。因为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影响巨大,而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的走向牵动全球的神经。所以,美联储主席的位置敏感而重要,说错一句话,可能就会引发全球的经济恐慌,这样的例子过去已经有了。因此,他必须出言谨慎,尽量不要被人猜测到美联储的下一步打算。

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提出了理性预期理论,认为人们能够进行预期,而且这种预期还是理性的、正确的。然而,政策如果要有效,就得出其不意,违反常态,如果被人们猜测到了,就会预先采取行动来对付政策的变动,政策就会无效。

格林斯潘一共做了18年的美联储主席(自己的14年任期,加上前任沃克尔余下的4年),80岁才退休。他能稳坐美联储主席这把交椅如此长久,除了学术水平高之外,也得益于他的谨慎性格,据说出言含糊、模棱两可,几乎成了他的一种职业病。

有个关于格林斯潘的笑话(可能并非笑话),他跟女朋友交往多年,对方从来没有听格林斯潘明确表示过是否爱她,就是求婚也求了三次,女朋友才明白格林斯潘是在向自己求婚,功夫可算到家矣。这也叫职业素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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