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劳动生产率间的,告诉你另外一个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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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工资的增长率应相当于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加上通胀率,只要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同步增长或略高于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就不会生成通胀或挤压利润空间。因此,工资上涨与劳动效率之间“剪刀差”的缩小不但不会造成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反而会因为工资水平上升、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袁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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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学者和政府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词汇、经济哲学。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热点解读■张茉楠

  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工 资增长与劳动效率增长不同步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中国经济要从失衡走向平衡,本质上就是要弥合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工资收入增长之间的差距。刘易斯拐点的临近预示着工资收入增长的转折,中国未来几年将面对低端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局面,从而形成中国经济转型的倒逼机制。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中国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下的低工资现状

  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部上收,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几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对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这是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三角,地方政府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励,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20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15万元。

中国的宏观收入格局与中国的发展战略、发展阶段息息相关。中国经济在进入起飞阶段后,劳动者收入占比逐渐下降,归属于资本的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两项占比逐渐上升,归属于政府部门的生产税净额比重也基本不变。这与起飞阶段经济增长的投资型经济特征是一致的。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这不仅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也阻碍了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提高的步伐,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形成全社会低工资的状况。

  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5万元的超低水平。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压至5-6 万元。如此,就出现了GDP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01年的9.5万元降到02年的8万元,再降到 03年的6万元。对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第一,宏观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者报酬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过低。

  FDI上的竞次虽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表现在土地上。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意味不仅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补贴。同样是长三角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例为1:1甚至 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数据显示,1993—1999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致在55%的水平,2000年之后出现下降,到2004年下降到47%,2007年进一步下降到39.74%。与此相反的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95年的10.3%开始稳步提高,2004年达到16.5%,2007年进一步上升到20.8%的水平。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处于世界最高水平,可是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我们不仅低于所有发达国家,并且低于同处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致在65%—80%的水平。

  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历史终结的想象,使上个世纪末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弗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借助资本流动、贸易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场理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初现轮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这个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与发端于80年代的中国转型在时空上重叠汇聚,其结果是,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转型。换言之,中国的转型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中国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之中。作为一种独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转型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国家庭,当中国人像世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熟练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国转型中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面向。加入WTO的4年之中,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也全速推进,在一片中国威胁和中国世纪的惊呼声中,中国作为全球化巨大受益者的形象也开始愈发清晰。

第二,劳动者报酬的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体制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地上扬。在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结果。

我国劳动者报酬增长率在1997年以前和GDP增长率保持大致相等的水平,之后前者小于后者且两者之间的差距开始拉大,尤其到2004年两者之间的差额高达8.9%。尽管2005年和2006年,劳动者报酬增长率超过GDP的增长率,差额为8.37%和4.73%,但并没有维持这种趋势,2007年又出现劳动报酬落后GDP增长率1.01%的情况。从财政收入增长状况看, 1996年开始财政收入增长率一直高于劳动者报酬增长率,在2001年、2004年两者的差额分别高达15.4%和12.8%。2007年财政收入的增长率更是高达32.4%,2008年和2009年也分别达到19.5%和11.7%。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第三,工资增长的速度远低于劳动生产率上升的速度。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

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技术创新、人才与资本密集,过去十年我国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也在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在1994年至2008年的年增速达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为13.2%。根据2008年日本通商白皮书发表的数据显示,亚洲国家和地区平均劳动力成本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为4%,而中国为3.5%。

  对这个结论,只要看一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以制造业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为例,根据高盛估算,制造业平均每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为16%基本超过了2001年至2009年的平均工资增速。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呈总体下降走势。2009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为实际单位产出所支付的劳动力成本要低于2001年水平。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金沙棋牌游戏官网,“刘易斯拐点”临近打开工资上升通道

  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刘易斯转折点”是工资水平的转折还是劳动力供求的转折?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发展形态,表现为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提供“不变制度工资”和“无限供给”的充裕劳动力。但这种状况将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亦即出现“转折”。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部门扩张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工资将保持不变,之后经济发展进程将面临第一次转折,工资水平从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升。当前,中国正逐步走出第一阶段,这预示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初步完成,劳动力的低工资时代即将结束。在这个新的阶段,如何稳步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从而摆脱低水平均衡状态,将是经济良性增长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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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15个省区市纷纷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涨幅超过18%。上海市4月起将最低工资标准从960元调整为1120元,广东今年5月1日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升幅度达到21.1%。北京从今年7月起最低工资标准从原来的每月800元上调至960元,上调幅度20%。中华全国总工会称,今年将有27个省市计划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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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和《工资条例》历时近六年,几易其稿,迟迟不能出台,不仅在于利益的份额,也在于对工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的提升会否侵害中国的竞争力优势以及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胀的担忧。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短期通胀总水平的确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推升物价的具体影响有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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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直接推升服务类消费价格上涨。服务项目在CPI中占22%左右,劳动力成本在服务价格中占比在20%左右,因此,未来劳动力成本每上升10%,将推动CPI提高0.4至0.5个百分点。二是间接推动制造业产成品价格上涨。在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工资占企业生产成本比重较高,工资上涨必然导致企业成本的相对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避免利润空间缩减,将考虑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转嫁成本,从而引起大范围的物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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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的触发机制是有条件的,即货币工资的上涨幅度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速。一般而言,当实际工资与实际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幅度会被劳动力的更高产出完全消化,因而劳动力成本和利润占总产出比例保持不变。名义工资的增长率应相当于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加上通胀率,只要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同步增长或略高于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就不会生成通胀或挤压利润空间。

缩小“剪刀差”形成转型的倒逼机制

事实上,要判断一个国家的成本压力和竞争力,重要的是比较工资的增长与生产率的增长。在一个生产率快速提高的经济体里,工资出现增长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家落后于发达国家的主要标志在于人均产量的差异,而人均产量的差异归根结底可以分解为如下两个因素:一是人力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二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即技术等都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根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这种差异比较,发展中国家要实行追赶必须要完成如下两个过程:剩余劳动力的消化过程和技术的追赶过程。

从经济转型和效率来看。首先,“涨工资”的目的就是要变“竞次”的路径依赖为“竞优”的路径依赖。我国企业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向下竞争”已经在不断恶化我国的经济环境,对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极为不利。而“涨工资”就是通过更加公平合理的劳动者报酬收入,对那些资源浪费型、环境污染型、劳动力成本低廉型的企业形成“挤出效应”或“倒逼效应”,让那些居于产业链低端、没有技术含量、无法保障劳动者权益的企业要么垮掉、要么出走、要么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或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企业“向上竞争”的机制。

国际经验表明,一国在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的过早发生,应该保证丰富的非技术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当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不存在,实际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时,在经历了资本浅化式增长之后,才出现资本深化。这正是日本的成功经验所在。

因此,工资上涨与劳动效率之间“剪刀差”的缩小不但不会造成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反而会因为工资水平上升、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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