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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罡  

陈兆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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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近乎“常识”的看法,即中国改革开始进入深水区,那些唾手可得的改革成果已经收获得差不多了,今后的改革将越来越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难度将成倍加大。其实,这种看法本身就是违背常识的。

   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可以被看做是各种思想意识形态激烈争辩与实践的大舞台。而到目前为止,有一股思想意识形态未被充分研究和讨论,最起码与它的社会实践与历史影响不相对称。这就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一直未得到充分讨论的可能原因在于它本身概念、理论与实践形态的模糊性(即它在世界各地的普遍遭遇而体现出的差异性),或许也在于它在中国开始就面临着被打压与被围剿的遭遇,所以也根本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阐述与民粹派,几乎多表现为暗流涌动。

   首先,改革者本身也是现有利益分配格局下的既得利益者,因此所谓改革者与既得利益者的对立其实是一种臆想出来的矛盾,是一种由于改革者实际操作手段不高明而导致的乌龙对立,你能想象一个人如果在正常状态下他的左手和右手会进行你死我活的互搏吗?

   本文试图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民粹主义理论与实践做一次梳理。首先在民粹主义的概念与基本特征的讨论的基础上,勾勒出民粹主义大致呈现的“多张面孔”;然后,据此并基于现有的文献做一份民粹主义在中国流变情况的大致梳理,以此窥见中国民粹主义影响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大致情况。[1]本文要解答的主要问题就是:民粹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大致状况如何,为何会呈现如此的状态,其发展的动向与前景如何,应当如何应对。

   其次,一位政治家或一股政治势力之所以有条件发动改革,前提必然是其在当前政治体系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者手中必然掌握着可观的行政资源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巨大经济资源,他们是有条件和能力对那部分妨碍其具体改革措施落实的既得利益者发放买路钱的。俗话说,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更何况都是一个战壕里的兄弟,有什么不能好好商量的呢?

  

   在笔者看来,改革中真正难办的是如何让“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这对天然矛盾体取得平衡,这才是改革的真正“深水区”。

   一、民粹主义:概念、特征、分类与学理化

   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项由上而下强制推进的事业,因此改革者推进改革进程的能力和意愿对改革的成败具有决定性作用。考察历史上的改革不难发现,改革的成败基本上与改革者操控全局的威慑力和推动改革的执行力成正比,说白了,改革是强者的游戏。现实社会中,一个政权或一个机构往往是到了危机四伏甚至穷途末路的时候才会认真考虑实施改革,但此时改革者往往既缺乏振臂一呼的巨大威势,又缺少强力推动改革的强大实力,这样情形下实施的改革几乎百分之百以失败告终。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天生具有“精英主义”特质。多年前,“究竟是英雄人物还是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一度成为中国社会的热议话题,虽然官方给出的答案是人民群众,但不少人私下里对这一说法并不认同,因为历史事实明确无误地显示,一些对国家或民族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完全就是靠领袖人物的一己之力推动完成的。比如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改革中俄罗斯社会那股向西方学习的强大动力难道是来自尚处在野蛮、蒙昧状态的俄罗斯普通大众吗?

   (一)难以概念化的民粹主义

   但改革究其本质而言则是一个释放社会潜在活力的过程,而整个社会的活力是由蕴藏在每个普罗大众身上的活力聚合而成的。只有能准确找到社会中被“憋屈着”发挥不出来的活力,并为其创造出宣泄的渠道,改革才会有机会真正取得成功,改革者才具备成为英雄的可能。说到底,离开了普罗民众身上所蕴藏的那股活力和动力,改革根本无从谈起,就这层意义而言,改革又具有“民粹主义”特质。

  

   正是由于改革的成功必须同时具备改革者拥有强大的执政能力和民众中蕴藏的活力能够有效得到激发和释放这两个先决条件,而这两个先决条件背后所映射的“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又是一对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很难和平共处,所以成功的改革才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的稀缺品。

   民粹主义本身是一个相当松散的思想与理论集合体。其各个分散化部分或许是从不同的视角的分析与阐述理论问题,但更多地是基于特定国别与历史现象的归纳,所以难以形成比较稳固的、可以得以大致公认的概念与理论体系。艾尼斯丘与盖尔纳主编的论文集《民粹主义:其内涵与民族特征》就是国际范围内的民粹主义专家尝试“定义”民粹主义的一个大型项目[2],但是最终还是未能形成一个共同的核心思想,争论与困惑依然不断。

   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政左经右”是一种好似人格分裂的社会状态。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似乎也可以从中窥见执政者在推进改革方面的某种良苦用心。所谓“政治上左转”,外界可以将其视为主政者提高自身执政权威性、提高官僚体系执行力的举措;而“经济上右转”,则可以将其理解为政府尽可能地在其容忍范围内激发和释放民间社会的活力。若这样理解,“政左经右”其实恰是中国改革者在改革进程中平衡“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一种努力。

   虽然民粹主义难以概念化,甚至难以界定,但它却是一个“万能”意识形态,可以与其他任何意识形态相结合,同时也可以像标签一样被贴在任何政治实践上。如俞可平教授所言,它是一种超意识形态和超政治体制,可以像“政治涂料”一样被涂在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3]反过来讲,民粹主义也就可能是任何意识形态争夺或操控的对象,因为任何意识形态的争论都难以在书面上终结。当他们需要增强自身实力与合法性时,民粹主义会成为“明智之选”,“任何集团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民粹主义’来加强自我合法化”。[4]就此,民粹主义本身的难以概念化、理论的松散性也为在实践中辨析它造成比较大的困难。当然,我们可以从其基本特征与学理分类中大致识别民粹主义。

   但问题是,民间活力是一个综合性的东西,它不仅仅体现为民间社会要求经济上的自由和施展空间,它还体现在民间社会对公平、正义和政治参与的追求,如果把这两种民间诉求强制割裂开,只允许民间社会释放经济活力而压制其他活力的良性释放,最终收获的或许只能是《金瓶梅》里的那种世界。《金瓶梅》反映的恰是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后的社会百态。西门庆一类因民间经济自由度提高而致富的草根成功人士,由于其社会和参政诉求找不到正规渠道来满足,只能通过为官员创造权力寻租的机会来曲线获得,由此日益造成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权威的沦丧,使政府推动改革和自救的能力化为乌有。

  

   那么,历史上那些成功的改革中,“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又是如何形成相互妥协、甚而至于良性互动的呢?在笔者看来,这其中有三个关键要素,一是改革者有强大的自信,二是参与改革的大众能够看到自身经济和社会处境在改革中得到提升的明确渠道并相信改革者能持续保持这些渠道的畅通,三是作为改革者的精英阶层与作为改革参与者的普罗大众能够找到确保两方实现双赢的最大公约数。

   (二)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

   这三者中,改革者的强大自信最关键,如果没有这种自信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强大把控能力,改革者就不敢放手激发和释放民间社会的活力,改革只能是浅尝辄止或总在外围打转转,永远到不了真正的“深水区”。改革者与普罗大众在利益诉求方面找到最大公约数并不难,难的是找到真正具备可实现性及可持续性的共同利益诉求,形象点说就是能否摸到改革的机遇之门。历史上许多改革者并不乏雄才大略,其与普通民众的良性互动也畅通无阻,但就是由于当时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不具备他们完成双方共同改革愿景的客观条件,其改革依然无法成功,通俗点说就是天不遂人愿。

  

   如果以上这两个关键因素都具备,那么就可以说改革客观上已具备成功的条件,能否最终成功就要看改革者的主观努力了,即他们能否与民间社会在改革进程中建立互信,让普通民众相信改革者能够不断改善他们的经济处境、逐步满足他们追求公平和公正的社会诉求。

   民粹主义的概念困境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普遍使用,虽然很多时候的使用是不恰当的。普遍的使用过程中蕴含着一定的基本共识,我们大致可以将其作为民粹主义的基本内涵,也就是世界各地民粹主义思潮与民粹主义运动所呈现出来并可以加以抽象的基本特征,虽然这些特征恰恰体现了民粹在众多概念与理念上的矛盾与分裂。

   一项改革,如果改革者真的具备有充足实力支撑的强大自信,而改革的天时条件又已具备,可以说改革的成功已经有了七分把握,但历史上却不乏改革在这种有利局面下却功败垂成的例子,这主要是因为改革者在这种有利局面下精英意识爆棚,过分陶醉于自己对社会的把控力,忽视了与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甚而至于认为这种互动麻烦、碍事,但他们忘记了,改革不是改革者的独角戏,离开民间社会的有效参与,改革终将走入死胡同。

  

   对中国当下进行的改革而言,如果改革者的强大自信和改革的机遇之门都已不成问题,改革确实已经具备一趟深水区的条件,那么对主持改革大局的执政者而言,这时最应提防的就是不要让自己在精英主义本能的驱使下忽视到改革的人民性特征,以至于未能与民间建立起足够的互信,导致改革功败垂成,给历史留下遗憾。

   1.人民之虚与民粹之实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各种民粹主义可能无一例外地体现为“人民崇拜”,声称人民至上,代表人民利益。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人类社会的激烈转型与发展,使得“大众社会”[5]的来临成为可能,人民大众逐步登上历史舞台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无组织、无序的民众运动可以带来直接的正面成效,因为目前主导历史与政治进程的一般依然是少数精英。诸多思想家或政治家们都看到了人民群众,特别是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民众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6],而各式民粹主义无不将目标锁定在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身上。但是口号式的人民崇拜并不意味着真正贴近人民大众本身及其权益。如果口号与实践相差甚远,表面对人民与群众的大肆赞颂,背地里却控制与利用大众力量增强自身实力以实现自身目标而不利于人民大众的长远利益,那这些口号与行为大多只能归入民粹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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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反精英主义之虚与精英主义之实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data/68796.html

   民粹主义中的人民显然不是所有公民,只是在人数上占据大多数的人们,并且或多或少地指“中心地区”的人民[7],更多的时候是社会底层、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工人(即社会上利益相对受损的群体或大众)等。而民粹主义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反精英倾向,而且很多时候将精英看作是民粹主义的真实敌人。在民粹主义看来,人民的事业、人民的政治、人民的经济财富恰恰被一小部分的所谓精英把持与操控,民粹主义的事业显然是和精英势不两立的。但是民粹主义与民粹主义运动本身却又孕育了“民之精粹”,即真实的大众是不自觉的,只有通过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和民粹精英们首先行动起来,发动民众起来抗争;其间对人民的怀疑与蔑视有时会显得极其露骨。所谓的“民之精粹”不仅可以是先进的知识分子、革命先锋,在俄国民粹主义一些流派中,沙皇及其警察队伍都成为当然人选。[金沙棋牌游戏官网,8]在民粹主义运动中,领袖权威、领袖作用和领袖崇拜则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3.直接民主之虚与反体制化之实

   民粹主义强烈反抗现有代议制的政治体制,因为民粹主义认定现有的体制是由少数既得利益者把持的,无一例外地是腐败、无能、无效的。而民粹主义的政治诉求大致是:简单化政治、大众主权与二分法。简单化政治反对现有体制将政治问题复杂化、技术化,从而掩饰了其本质政治利益,而追寻简单化政治就是回归大众主权和大众的政治操控。这样的大众主权政治采取的是大众直接民主的方式,他们认定这才是能够真正体现人民利益的参与方式,才具有政治上的至高合法性。而简单化政治多采用辩论的方式,从而使得“精英”与“反精英”等二分法得以极端化。[9]由此可见,民粹主义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性,但是民粹主义又无一例外地面临着体制化与制度化的困境。[10]反体制运动多因为自身难以体制化而沦为制度化欠缺的牺牲品。[11]

   当然,我们还可以归纳出民粹主义其他的一些特征,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比较普遍存在的高唱传统(国粹倾向)、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狭隘民族主义)、跨越发展等特征,实际上多通过与其他激进或保守的思潮或意识形态结合而体现出来。

  

   (三)民粹主义的学理分类

  

   从上文对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的归纳可以看出,民粹主义可以是一种思想意识形态,也可以是一定的社会运动,而它既可以是民众自发性的,也可以是统治者或执政者默认、有意识推动甚至发动的。我们大致可以归纳民粹主义与一定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相互吸纳或者渗透的方式:第一种情况是民粹主义者发起、主导并将民粹主义渗透到一定的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中去,使其可以被纳入民粹主义范畴;第二种情况是诸多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主体主动迎合或者利用民粹主义,从而使其具有了民粹主义属性。

   至此,我们就可以将民粹主义大致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社会政治思潮更多的是社会自发形成的,主要体现在代表社会良知与底层诉求的知识分子中的思想与言论,或者是社会底层或弱势群里的自发呼声;而具有统治者意识形态性质的民粹主义则是执政者为了提升执政合法性或者其他目的而将民粹主义的一些理念引入国家意识形态中(正如国家意识形态可以引入民族主义一样)[12],即狭义的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当社会思潮影响、推动、主导甚至引发一定的社会运动时,如果是具有比较明显的自发性,那就是民粹主义大众运动;如果主要是由执政者主动推动或者发动的话,那就是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存在的社会动员。当然,四种形态之间并不是截然分离的,它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相互并存、相互转换,从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图景。某种思想意识形态或者社会运动形式不仅难以在四者中准确定位,而且随其自身的发展可能发生流变。例如清末具有强烈民间色彩的“义和团运动”一开始是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底层叛乱,但是满清统治者后来有意利用其力量,削弱其反政权反体制的一面,扩大其盲目排外的一面,将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在华洋人,义和团运动的口号迅速地改为“扶清灭洋”。而清政府也变镇压政策为默认甚至支持。

  

   表一、民粹主义的学理分类

   主导者(↓)/表现形式(→) 思想意识 社会实践

   社会自发 社会思潮 社会运动

   当政者主导 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动员策略

  

   (四)民粹主义研究的学理化努力

  

   中国理论界现在总体的努力方向是通过研究归纳出一个客观的、科学的、中性的民粹主义概念与理论体系,或者也可以看做是对以前传统的民粹主义理解的广义理解。其实,民粹主义是对于社会变迁的一种回应,同时也是对于社会现实状况,如政治统治状况、统治者、现行体制,甚至现代化进程等对象的一种反应或者反抗。这种反应又不总是负面的,因为社会的发展显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现代化过程必然会引发各类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甚至社会冲突,而这些都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民粹主义本身就是对当下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思,同时也是给所有人反思的机会,正如塔格特对民粹主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支持还是反对,对我们来说,理解民粹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理解我们身边颇为盛行的代议制政治的一种途径。”[13]而俞可平教授的观点也具有代表性:“民粹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内在地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但民粹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14]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看,对于如何看待民粹主义、是否可以吸纳民粹主义的有益成分等问题,也并非是不可讨论的问题,而是对某种特定社会现象的一个客观态度,这可能恰恰能够体现出思想家或政治人物的不拘泥纯粹的理论而能够与时俱进的一面。

  

   二、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民粹主义

  

   整体上讲,中国民粹主义话题体系来自于俄国民粹主义的讨论,即多依照俄国民粹主义的问题、思想、理论与结论展开,也就是所谓的民粹主义俄国特殊论。由此造成的问题就是,既然是俄国的特殊问题,中国民粹主义的讨论就基本上围绕着“有无”这一问题而展开。改革开放以来,国外研究民粹主义的作品逐步被引进来,我们看到国际学术界在世界范围内讨论的民粹主义,可以说是广义的民粹主义,而俄国的民粹主义只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股社会思潮与政治实践。当前中国民粹主义研究的两个极端是:第一,民粹主义终结论,这也是民粹主义俄国特殊论的延续,特别表现为党内外保守知识分子坚持拒绝讨论民粹主义,因为他们看到很多民粹主义研究者将这个标签贴在毛泽东同志身上。[15]第二,民粹主义悬而未决论,大多数从学术角度展开讨论的研究者对一些论断一般都比较谨慎,基本都留有余地,认为相当多的问题还有待讨论。

   回顾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民粹主义发展的基本径路与特点将是充满争议而又浩瀚的学理工程,本文在此只能根据第一部分总结与归纳的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来大致识别民粹主义在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表现形式,进而大致梳理民粹主义在中国不同时期的延续、流变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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