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gapore资历对习李新政的启示,中华夏族民共和

进入专题: 新加坡经验   习李新政  

中国新权威主义与“薄壳效应”

2014/01/05 | 萧功秦| 阅读次数:2063| 收藏本文

摘要:邓小平开启中国的新权威主义道路,它的核心内容,一是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受挑战;二是在政治秩序稳定的条件下,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生产力。他认为,中国在改革中所形成的开明的新威权体制,有强大的社会功效,是一种举国性的社会动员体制,能够在转型中起到杠杆作用。

图片 1

邓小平开启中国的新权威主义道路,它的核心内容,一是坚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受挑战;二是在政治秩序稳定的条件下,通过改革开放来发展生产力。他认为,中国在改革中所形成的开明的新威权体制,有强大的社会功效,是一种举国性的社会动员体制,能够在转型中起到杠杆作用。

新权威主义虽然带来经济起飞,但这一体制的最大弱点是与政府主导者相关的一些部门、单位、企业、利益团体在改革转型中的获利机会更大,并且利益固化,导致贫富分化、国富民穷、国企病、“三公”消费膨胀与朋党式的腐败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上世纪90年代逐渐被边缘化的“新文革”思潮与激进西化的“茉莉花”思潮,又开始进入政治活跃期。

在此基础上,便可以理解习近平上台后提出的一系列措施,比如整顿官风、严厉反腐、整顿网络环境等,强调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与话语权,这些都可以理解为,是用新权威主义的铁腕,抑制并防范政治参与爆炸造成的“薄壳效应”,从而为进一步进行大幅度的全面改革,创造政治上的稳定环境。与其用“政左经右”来表述习近平新政,不如用“铁腕改革”更为合适。

习近平新政:中国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

如何把习近平的新政内容综合起来加以理解?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1.0版本,那么,习近平新政,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波新权威主义,是新权威主义的2.0版本。1.0版本和2.0版本的区别何在?概括地说,第一波新权威主义,是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启动市场经济改革,而第二波新权威主义,是用政府这只手,去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市场经济起到决定性作用,克服前一阶段改革所面对的矛盾,即政府主导改革造成的近水楼台效应与利益垄断及利益固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现阶段的改革目标,是要从“半开放的官僚市场经济”向全面的成熟市场经济的方向转变,也就是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第二波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半现代国家,向以社会为本位的现代国家转型,是从“强国家——弱社会”结构,逐渐转变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均衡结构。最终目标是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并使国家进入更加具有现代治理水平的体制。

这两个版本都是新权威主义,因为都是要坚持党的执政地位,力求避免传统集权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容易陷入的政治参与的井喷和连锁效应的陷阱,都是要通过大幅改革,来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是在条件成熟时,实现向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的软着陆。

从长远来说,我对中国的未来抱有谨慎的乐观。在这里,我愿意对未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化趋势作一番预估。从大趋势来看,在较短的三年五年内,随着改革60条的逐步落实,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不满情绪与焦虑情绪将会逐渐化解和稀释。

如果改革进展顺利,从中期即5到8年时间来看,原先受激进主义或极端主义思潮影响的人们,将会逐渐向温和的中道理性方向靠拢,而坚持极端思潮的人们将会失去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而走向边缘化。

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十到十五年时间里,随着极端主义的社会心态基础的逐渐消失,随着中等收入人群数量的增加,中国将成为橄榄型结构的中产阶级社会,在那种问题下,中道理性将有可能成为社会共识的基础。我认为,民主的真正基础是以温和与中道为基础的社会共识。社会上这种共识度越大,民主实施的可能性就越大,民主化的质量就越高,民主的有效性也会越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中道理性的社会共识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强大,那么,中国民主化时代就会水到渠成地到来。当然,这是指比较顺利的发展大趋势而言。

克服集权国家现代化中的“薄壳效应”:对新权威主义功能的新解释

为什么新权威主义在后发国家成长初期,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功能到底何在?

一般说来,传统集权体制的国家,在改革初期,或现代化发展初期,往往会出现政治参与爆炸与井喷的危机,这是因为,集权体制长期缺乏矛盾化解的机制,聚结的矛盾就会累积起来,集权体制进入改革时,往往又是社会危机严重到非改革不可的时期,进入改革开放,往往又会出现统治精英的政策宽松期,这时,由于人们对政治宽松预期,于是,原来被压抑的、无法表达的各种政治诉求与愿望,就会在短时期内集中地爆发出来,并且还会引发此起彼伏的连锁式反应,如同井喷一样。这些政治诉求往往又会与激进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相结合,提出让当政者无法接受与难以实现的要求(因为社会刚进入改革,许多矛盾不可能在短期解决)。此时的改革政府就会处于进退两难状态。如果压抑这些诉求,就会引发更大的社会不满,如果镇压这些诉求者,就一定会导致参与抗争者的悲情反应,这种悲情往往是传染性的,会在民众与抗争者中结晶起来,并形成更剧烈的反弹;迫使当政者不得不做出更强的、甚至过度的反应,于是形成冤冤相报。这种双向的过度反应,会使双方的温和派被边缘化,双方的激进派与强硬派之间会形成“强强互动”恶性循环,直至发生革命。如果为了平息抗争者,统治者作出大幅度的全面让步,由于长期积累下来的参与诉求十分强烈,抗争者中的激进分子会掌握广场上的话语优势,他们肯定会利用这种优势提出得寸进尺的要求,把政府逼得无路可退。结果也是一样,或者政府垮台,形成无序状态,或者迫使政府镇压或让政府中的强硬派上台,政治精英从改革派变成强硬派,从强硬派变成保守派,改革将从此夭折。

从18世纪以来的人类改革的历史来看,集权体制现代化变革,一般总是会伴随着激烈的政治参与井喷与爆炸,而政治井喷所引起的双方过度反应一定是悲剧,悲剧的结果要么是革命,要么就是走向倒退与反动,几乎没有第二种可能。俗话说,不改革等死,改革早死,在一定程度上印合了这种集权体制改革的两难困境。

我把集权的传统体制进入开放和改革阶段后就很难避免政治参与引起的政治井喷的困境,称之为传统集权体制的“薄壳效应”,这是我想出来的一个新名词,众所周知,地壳最薄的地方是最容易出现火山爆发的。

大家都可以从历史上找到许多“薄壳效应”的例子,法国大革命就是如此,路易十六是一个倾向于改革的国王,比过去的路易十四要好多了,他召开了100多年来没有召开的三级会议,却从此陷入了“薄壳效应”,引发了法国大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就是法国大革命的“薄壳效应”引发革命的故事。

中国的清末新政为什么会出现辛亥革命?慈禧太后觉得不改革不行了,新政改革幅度与力度之大,远超过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从筹备立宪以后,清王朝的改革很快就陷入“薄壳效应”。慈禧太后死到辛亥革命爆发,只有三年时间。

某种意义上,中国1989春夏之交的风波,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出现的一次“薄壳效应”。而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就是典型的“薄壳效应”的连锁反应的结果。可以说,集权国家改革初期的“薄壳效应”是改革精英的“华容道”,是改革必须穿越的“卡夫丁峡谷”。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在改革发起到“薄壳效应”发生以前,新权威主义的铁腕改革路径,如果运用得当,把握分寸,在保持对时势的可控制力的同时,防止极端主义与激进主义对改革的干扰,通过进行理性的渐进改革,来化解结构性的矛盾,满足社会大众的愿望,在这一方面,新权威主义可以起到积极的功能。如果仅仅是压抑而不进行改革,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只求大幅度改革,而没有新权威主义维持政治稳定,也同样不行,因为会引发前面说的政治参与爆炸。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权威主义具有“延时功能”,也就是说,在保持稳定的一定时间内,为改革争取时间,通过改革来解决矛盾。只有通过解决矛盾,才能使连锁性的社会爆炸逐渐被消解。当新权威主义下的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中等收入阶层逐渐增加,深层次社会矛盾渐次解决,极端主义与革命思潮就失去了社会基础,“薄壳效应”就可以避免。到水到渠成时,那时中国的民主化的时代就会到来了。

新权威主义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改革,被事实证明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改革发展模式。

当然,并不是说只要推行新权威主义,就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我们谁也不能保证新权威主义体制就一定会成功,从世界范围来看,新权威主义有劣质的,也有优质的,从上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看,通过有现代化导向的强人政治来推行改革,取得新权威主义成功并走向民主化的,也只是一部分国家与地区,比如韩国、台湾地区,都属于东亚威权主义体制,此外,还有南欧型的新权威主义,比如西班牙、葡萄牙,都是从新权威主义平稳向民主体制过渡的例子,相对而言,中东、拉美、非洲型的强人威权体制,其功效就差得多。由于时间关系,这个问题在这里就无法展开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阅读我过去写的几本书。

另外,我要说的是,中国的新权威体制,应该是属于一种特殊的模式,我把它理解为“中国—越南模式”,这是一种通过改革维新,将前列宁主义的革命体制转化而成的新权威体制,这种威权体制由于获得革命政治资源的支持,在维持社会稳定、进行社会动员过程中,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当然,这种作用要和大幅度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够发挥,如果没有大幅度改革,只有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就不能称之为新权威主义。只有大幅度改革和政治稳定相结合,这种体制才能够发挥自身功效。

新权威主义体制最终要过渡到民主

如果要问我对未来中国前景的看法,我对未来民主发展是抱了谨慎的乐观的,前几年左和右两种极端主义思潮崛起,与我们体制的不完善有关,如果三中全会的新方针和改革60条目标逐步实现,可以预见,前些年活跃的左和右的两种极端思潮,将会被边缘化,在社会不满情绪逐渐消解后,左的激进主义者和右的激进主义者相当一部分会向中间派靠拢,中间派的社会共识将日益壮大,最终将有可能成为社会主导的一种力量。可以认为,当中道理性成为社会共识,大规模的民主化时期才有可能到来。中道理性和中道共识的发展,是中国未来的民主体制形成的重要先决条件。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20世纪人们对民主的思考中,很可能有一个误区,以为民主是解决分歧与矛盾的工具,于是矛盾越多,分歧越大,人们就越希望实现民主化,以为通过民主化就会在人民中间形成妥协协商的机制,矛盾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实,在社会矛盾深化、社会分歧严重的情况下推行民主,恰恰是火上加油,大家只要看看这几天泰国的红衫军与黄衫军之间的民族分裂与冲突,看看乌克兰在加入欧盟问题上的社会对峙,看看科索沃危机中的血腥战争,看看卢旺达的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种族绝灭的大屠杀就清楚了。相反,我认为,以中产阶级橄榄型结构为基础的中道理性共识,才是民主化的必要条件,理由前面已经说了。而新权威主义的功能,就是为实现这一中道理性为基础的社会创造条件。

新权威主义是目前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目标还是走向更开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主义民主体制,这一过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不断地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习总书记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改革永无止境”,我从这些话中,看到中国现在的体制对环境挑战的适应能力与发展弹性。中国的未来是大有希望的,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行百里路者半九十”,中国以后要走的路会更加艰巨,但是未来前景也应该是越来越好。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另一方面当政者应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中道理性、共识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未来发展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社会自治程度的提升。新权威主义者应该作为发展社会组织的一个园丁,让社会组织与国家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使原来的“强国家、弱社会”体制逐渐变成“强国家、强社会”的均衡体制。到那时,中国的民主才可能真正得以落实。

萧功秦 (进入专栏)  

图片 2

    

   《同舟共进》:改革开放开始时,邓小平或许还没有意识到"新权威主义",但后来确实选了这样一条路径,这与1978年他去考察新加坡、日本等国,有无关系?

   萧功秦:李光耀说过一句很中肯的话,新加坡没有能力改变中国,但有能力影响中国。事实上就是如此 ,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他看到的是一个繁荣的新加坡,这是一个华人占主体的社会,是在亚洲,而不是北欧,是一个曾经是殖民地的小国家,我想这一定给了他很大启示,新加坡能行,为什么中国不行,他看到了西方跨国企业给新加坡带来的财富,先进技术与企业管理经验,但这些东西是在一个高效的威权政府的整合下才在新加坡落实的,这些都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东西。

   新加坡模式对中国人影响之大,可能被我们许多人低估了。从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开始,中国政治精英到新加坡学习先进管理经验的过程就从来没有中断过,三十多来年来,中国差不多每年都会派遣一百多个市长或市长级官员来学习八至九个月的公共行政与城市管理课程。还有苏州工业园区,特区制度都是中国学习新加坡经验的结果。上世纪九十年代朱熔基去新加坡详细了解公积金制度。我们多数中国人都从这一制度中受益。

   2001年我在新加坡访学了五个月,亲身感觉到新加坡治理得井井有条,社会安定,新加坡华人占70%左右,马来人与印裔各占15%左右。这些不同族群各有不同的信仰,但却能和谐相处。没有什么激进宗教势力,这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新加坡人的生活水平占全世界第八位,人均五万多美元,比美国还高一位。美国只有四万七千美元。这让我们看到开明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可以做得很好。我想这些方面可能对中国政治精英有所启示。

   我们说邓小平是新权威主义者,这是对他所开创的政治发展模式的一种政治学概括,中国模式并不等同于新加坡模式,但新加坡的新权威主义发展模式肯定对中国政治精英有很大的启示。邓小平在访问新加坡以后,多次对李光耀的治国成就公开进行了赞赏。李光耀也对此表示了感谢。新加坡对中国影响之大与影响之积极,以至于让许多西方人都感到担心的地步。

   我想,新加坡对小平的最大启示,除了管理经验与技术层面以外,还可能是两点,一点是,李光耀的务实主义哲学,用李光耀自己的说法,要"了解人民真正要的是什么","人民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邓小平也是一个务实的人,新加坡的成功,是务实的政治家的成功。只有务实,才能防止种种乌托邦理想主义对我们采取的战略选择的干扰,才能避免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政治与激进主义、浪漫主义对我们清明的理性设下的观念屏障。

   其次,新加坡政府的"强势的领导作风"。在这两点上,邓小平与李光耀非常相似,也可以说,他们彼此都很欣赏对方,我最近读了一本美国著名评论家普雷特写的《你所不知道的李光耀》。其中提到,李光耀认为,自己一生中见到的"最伟大的人"就是邓小平。他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因为"邓小平有能力说服并镇住了其他保守派同僚,并对他们说,我们必须往不同的方向前进。"人类的历史往往就需要这样的强势的伟人来改变方向。中国正是有了邓小平,才有了后来的一切。

   《同舟共进》:您认为"强势的领导作风"是主要方面。你如何看新权威主义的强势领导作风?

   萧功秦:这种强势领导作风只是新权威主义的一个方面。新权威主义从本质上说,是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开明的威权政治,它既拒绝保守的原教旨主义与左的教条主义,也拒绝激进的浪漫的西化民主派。它对形形色色的民粹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它批判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利用激进的民粹主义来挑战现行秩序,主张用开明的威权政治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多元经济与文化这只看不见的手。因此,新权威主义主张在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初期阶段 ,政治参与的水平要和国情、社会发展的状态相适应。要防止发展初期政治浪漫主义造成的政治参与爆炸与井喷。

   正是在反对左右两种极端思潮的意义上,新权威主义就是一种中道理性。有些自由派学者最近把中国现行体制描述为"第三条道路",我觉得用"中道理性主义"来概括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体制更为确切。在我看来,新权威主义发展路径,就是赶超左右激进主义的中道理性的道路。

   新权威主义特别强调政府廉政,要通过强有力的、有效率的领导体制,来保持廉洁政府。只有雷厉风行的强势领导,才能应对官僚腐败、官僚特权,三公消费膨胀,以及利益垄断造成的种种社会不公问题。

   另外,我认为,新权威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经验主义导向的政治,政府要务实,不讲空道理,不谈太过高远的目标,不搞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运用常识理性,在经验中摸索,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从解决民生问题出发,逐步地逼进现代化的民治、民主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建构理性与不切实际的政治浪漫主义或激进主义对中国发展造成的不可测的冲击,避免中国这个巨轮急转弯可能造成的灾难。

   李光耀对邓小平的支持,正是基于双方都有经验主义的哲学观,李光耀说,"邓小平不想通过打乱秩序来改变国家,因为将会造成另一场如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他还说,"任何人希望中国和他的十四亿人口受到持续的灾难,病害与濒临崩溃,他不是魔鬼就是疯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是要低估邓小平这个小巨人,肯定会大错特错。"(见普雷特《你所不知道的李光耀》中文版89页)

   李光耀与邓小平在治国理念上有许多相通之处,概括地说,强势的领导作用,经验主义而不是建构理性主义,反对政治激进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主张务实的现实主义,强调稳定对于发展的重要性。对于激进主义革命抱有高度的警醒态度。

   《同舟共进》:如果与邓时代对新加坡的欣赏相比较,您认为今天习体制对新加坡的欣赏与肯定,与二三十年前有何异同?

   萧功秦: 2010年习近平在访问新加坡时就对李光耀说过,新加坡在许多方面的成功经验为中国解决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难题提供了有益借鉴。并向李光耀提到,邓小平生前多次提出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

   新加坡在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上,有很多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包括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培训、精英选拔机制。适应于本国情况,通过经验试错来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

   李光耀对习近平有过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曾经说过,"习近平应该属于纳尔逊·曼德拉级别的人物。"在李光耀看来,习近平是改变中国的人。我相信,习近平从邓小平与李光耀的治国理念中一定得到很多的启示,从十八大提出国家治理体制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命题来看,新加坡在运用强势政府与法治手段治理腐败,发展社会中间组织 ,运用社会组织来实现善治方面,一定会有新的举措。

   与新加坡相比,中国实在太大了,历史与文化传统也有不同,正因为如此,习近平也不会简单地照搬新加坡,任何中国政治精英我想都不会这样做。

   《同舟共进》:你曾经提到俄国学者很欣赏中国新权威主义政府对转型过程的可控性,新加坡的这种民主是不是"可控性的民主"?它处于民主发展的什么阶段?

   萧功秦:新加坡的体制,是一个独大党制度,人民行动党保持着对议会的可控性地位,是一个优势的(dominate)政党;这个党拥有充沛的政治资源,能在宪政法制框架下,始终有效地保持着不受挑战的执政地位。虽然某些社会群体与阶层对于新加坡内政也有意见,反对党在每次大选中都对执政党进行批判与抨击,但人民行动党总能保持其执政地位,这种体制不同于有政党更替功能的两党竞争体制,有人把它音译为"独大党"制度,即除了执政党外,同时也有一些小党。

   不过,这种体制也有潜在的积极政治功能,那就是小党在议会中所占比例虽然很低,但却能保持反对党的有效批判立场,这就防止了执政党长期执政可能出现的政治惰性,能够激发执政党的政治活力,加强社会力量对国家官员的监督。打个比方说,它就如同鱼群中的鲶鱼,通过不断去追咬鱼的尾巴来激发鱼群的生命力。我在新加坡访问期间正逢新加坡大选时期,亲见看到反对党广场集会的规模与民众的积极参与,反对党对执政党所提的质问,含金量并不低,虽然每次都落选,但这些质疑之声,却能迫使当政的人民行动党的执政精英在下一届施政中居安思危,如履薄冰。中国也可以结合自己的国情,从新加坡体制中的"鲶鱼效应"中,获得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当然,新加坡体制下的民主化程度,按西方的标准来说是低度的,学界中也有人把它称之为"选举型威权政治",但这种低度的民主与政治参与水平,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宗教。多种族,处于夹在马来西亚与印尼这两个大国之间的敏感地带小国家,仍然有其现实的理由,从政治学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把新加坡式的是低度的政治参与制度,看作是向宪政民主长期演进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随着新加坡中产阶级力量的强大,政治参与的要求比十三年前我在时要更为强烈得多,社会大众有序的参政要求将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迫使新加坡的民主化在未来要有一个适应性的发展。

   《同舟共进》:说到政治文化,您认为我们尚没有发展出自己的协商文化。没有协商文化,是否就无法实现您所说的"协商民主"?您理解的"协商民主"具体是什么样的?通过"协商民主"能达到"可控性的民主"吗?

   萧功秦:实际上,我认为未来的中国的民主体制,将是是多种民主形式的结合体,或者说混合体。首先我谈一下"协商式民主"。要发展真正的协商式民主,而不是形式上的协商民主,我觉得现在还需要一些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必须拥有比较完善的公民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发育比较成熟。国民有参与协商热情与协商的态度,公民社会是必要条件。在一个国家治理体系中,若要形成一个有效的对国家的制衡力量,同时这个力量又能保持政治态度的温和,保持对法治的尊重--只能是民间社会的自治组织。但这样一种社会组织,目前的发展相当滞后。我们来自于革命时代 ,革命文化是零和游戏的文化,是"有你无我"的文化,中国国民缺乏妥协态度,协商民主有效运作的最重要条件是要有协商精神。

   《同舟共进》:您觉得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的原因在哪里?

   萧功秦:从1949年开始,国家通过一系列方针,短短几年实现了国家对城乡经济资源的全面支配与控制,国家还通过建立城乡户口制度,使社会成员的流动受到更严密的控制。于是,中国从一个国家与社会并存的社会结构,演变为"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全能主义体制。自主的社会与文化空间几乎完全消失。国家通过各级单位组织,形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庞大严密的组织系统,不但独立的社会团体从此消失,这种革命全能主义体制在取缔了市场经济与自主社会系统的同时,也使强势国家不再受到社会力量的任何有效制衡。而这正是极左灾难得以产生并难以抑制的结构原因。当体制内与体制外都不存在对执政者的权力制衡机制,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如果从更深层次进行反思,一个没有公民社会组织的体制,就是一个又一个错误政策得不到纠正、错误政策还会不断迭加的体制,是任何英明领导人都避免不了低级错误的体制。所以,要发展协商民主,要通过法制的教育、公民素质的教育、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让社会组织承担起"协商式民主"这样一种功能。十八大提出要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除了"协商式民主",我还想特别强调一下"评议性民主",--有学者提出"评议性民主"这个概念,所谓评议性民主,就是人民群众通过网络与媒体来监督政府官僚,表达自己的意见与诉求,网络发达,为民意表达与对政府的监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由于网络是评议民主的载体,它可以倒逼当政者解决矛盾,正视矛盾。它是实现政治稳定的有效安全阀。有关部门在加强网络管理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加坡经验   习李新政  

图片 3

  • 1
  • 2
  • 全文;)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data/73927.html

本文由金沙棋牌游戏官网发布于头条新闻,转载请注明出处:Singapore资历对习李新政的启示,中华夏族民共和

TAG标签:
Ctrl+D 将本页面保存为书签,全面了解最新资讯,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