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士大夫,官僚的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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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 (进入专栏)  

从西周到清代的三千年的中国历史,曾经有过封建制、贵族制和王权官僚制三种不同的制度。西周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封建制,秦汉是有限的王权官僚制,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是中世贵族制,而宋元明清则是绝对的王权官僚制。在这三种不同的制度形态下,不仅国家与地方的关系迥然不同,而且士大夫精英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宗法封建制之下,它们是封建大夫士;在贵族制下,他们是世家大族;而在王权官僚制下,他们是官僚士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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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第一阶段西周封建制。宗法封建制,乃是天子封诸侯为立国,诸侯分封土地和人民给卿大夫为立家,因而形成金字塔形的封建等级制度。所谓的家国天下,就是以这样宗法分封制联为一体的卿大夫、诸侯与天子。天子代表天下,诸侯代表列国,卿大夫代表采邑,家国天下之间,通过层层分封与效忠而形成血缘-文化-政治共同体,既是亲戚,又是君臣,如同一个大家族。同时,受到分封的诸侯与卿大夫对自己的封地有绝对的自主权,不受天子的支配,因此诸侯国和采邑之间又是独立的,相互不隶属,各有各的特色。拥有独立采邑的地方贵族卿大夫只须对自己的宗主诸侯效忠,无须对天子承担义务;而最底层的庶民与士更是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卿大夫及其所依附的士阶层,身为封建时代的地方精英,他们是自己封地的实际所有者。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名义上属于周天子,但一方贵族可以独立决定地方的各种政治、社会与宗教事务,有强烈的家意识,至于国与天下意识,这将取决于不同层次贵族的相对位置。底层贵族大夫与士仅仅忠诚于家,国与天下不受其分封,显得何其遥远;一邑之主公卿则不同,其对宗主国诸侯有忠诚的义务,但周天子所代表的天下对他而言是天高皇帝远。真正对天下负有宗法与政治义务的,则是受周天子分封的各同姓和异姓诸侯。从士、大夫、公卿到诸侯、周天子所形成的宗法性分层网络,有一套严密而复杂的周礼得以维系。

   本文的主旨是讨论当代中国社会中官员的学历。但笔者深感孤立地看待它,不能发现问题,更不能理解问题的严重程度。于是,就有必要与历史进行比较。学历诞生于中国,学历的演化几乎就是半部中国制度史,其演进之路漫长曲折,步入历史“长巷”后,似与当下渐行渐远。对此,笔者只好搬出赫胥黎的一句话:“古代建筑师的惯例是经常把内殿设计成为庙宇最小的部分。”(赫胥黎,1894,iii)

待春秋战国时代,这套周礼礼崩乐坏,封建制度逐渐解体,到秦始皇时代,建立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大一统国家。秦朝的郡县制,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里,地方毫无自主性可言,再加上前所未有的苛政,秦二世而亡。继之而起的汉朝,总结了秦政速亡的教训,在汉初融封建于郡县之中,这就是所谓的郡国制:郡县与诸侯国并行。虽然到文景两代诸侯削弱,郡县强化,但地方仍然有相当自主性,乡县三老,皆由基层选举产生,与县令有商有量,官民合作。太守、县令施政,必得照顾地方舆论,尊重地方意愿。两汉的郡太守,如同古代的诸侯,只是太守不能世袭而已,其官吏皆忠诚于他。钱穆说:“当时的士大夫,似乎有双重的君主观念,依然摆不脱封建时代的遗影。”两汉的察举制度与后来的科举不同,不是自上而下选拔人才,而是自下而上推举乡里贤达,民间乡议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钱穆称赞说:“两汉人才皆从地方自治出,而地方自治则注重学校教育与乡邑清议,宜乎两汉吏治之美,冠绝后世。”而汉代国力之隆,治化之蒸,亦皆本于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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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官与科举

两汉的察举制度与后来的科举不同,不是自上而下选拔人才,而是自下而上推举乡里贤达,民间乡议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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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发端于部落联盟时代。为什么部落要结成联盟?为了不挨打,还为了打别人。联盟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有盟主。而当一个联盟打败另一个联盟的时候,盟主便要将后者的领地和人口分配给自己的亲属和盟友。这就是最初的分封。历史上肯定发生过无数次分封。柳宗元已经窥见其源。(参阅许倬云,1994,144)西周王朝的分封成为一个里程碑,既是因为此时分封更有章法,又是因为其记载更为详实。周天子留下京都附近的土地归自己,将其余土地分封。周公、成王时分封诸侯国七十一个,其中本族子弟占五十三国,其他诸侯国由友族统领。诸侯国内,也是诸侯留下都城附近的部分土地归自己,其余的分封给子弟,受封的叫做大夫。大夫也将留取后的土地分给子弟、亲属和家臣。诸侯臣服天子并向其上贡,天子无权过问诸侯辖地的事情。诸侯与大夫的关系亦如是。这样周朝的版图被分而治之。各自的地面都不大,头领及其子弟、亲属都亲自上阵管理有限的事务。封建时代的国很像一个家。大夫封邑的总管称作“宰”,就是家臣。诸侯与天子下面的管理者的属性也颇似家臣,或者说称“臣”比称“官”更恰当。周天子的大臣多为亲属,三公均为宗族长老。当然,天子所涉事务有超越“小家”,关乎“大家”的,即所谓“国”的。天子的臣更多,便少不了任人于亲属之外。任用来自哪里?其中一个途径是诸侯推荐,所谓“诸侯岁贡,贡士于天子”(《礼记•射义》)。

为什么钱穆称赞两汉是古代各朝中最好的地方政治?因为当时的政治精英既是中央的,又是地方的;士大夫既忠诚于抽象的国之象征君主,又忠诚于一土之地方官,中央与地方之间有微妙的平衡。汉代的士大夫有偱吏和酷吏之分,偱吏亦吏亦师,教化百姓,化民成俗,致力于传播儒家大文化;酷吏是典型的官僚,承接秦政,奉行律令,统一了全国的法政秩序。在这里,同为士大夫精英,偱吏与酷吏代表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儒家偱吏代表一个自律的、自组织的宗族乡里社会,而法家酷吏象征的是一个以行政律令为中心的他律的政治世界。这两个世界,也是家的世界与国的世界、家国在西周通过分封制获得封建式同一性,到了秦代法家当政,家国分离,国压制了家。两汉期间,寓封建于郡县之中,合文士与官僚于一体,家国再度统一。谷川道雄对此颇有见地:“汉帝国的完成过程,是一个政治世界将自律世界纳入自身的过程。”

   诸侯多是本族同姓。这固然是私心所致,肥水不流外人田,但也考虑到亲属共治天下,才能摆脱晚期部落时代频发的战事。没想到的是,时间稀释了血亲,利益导致了冲突,三百年后便是春秋多战事。一方面诸侯国纷纷独立,不再拥戴天子;另一方面当初分封的71国已裂变为140余国,这意味着一些诸侯国中的大夫不再拥戴诸侯和天子。又经过二百多年的征伐,140余国并作战国七雄。在化多为少的过程中,国家的政治结构大变,君主专制取代了封建。

两汉政治,重心在下。到东汉末年,士大夫越来越看重地方的乡议和士林的清论,渐渐养成不仕为荣的风气,与其入朝当官,不如在野与宗族为伍。余英时说:“在西汉末叶,士人已不再是无根的‘游士’,而是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士大夫’了。这种社会基础,具体地说,便是宗族。换言之,士人的背后已附随了整个的宗族。士与宗族的结合,便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着名的‘士族’。”六朝中世是一个再封建化时代,但中世的封建与西周的封建不同,其没有后者那样的宗法分封制,而是有王权的贵族制。宫崎市定如此说:“从三国到唐朝的中国社会,大体上可以称为贵族制度时代。这样说并不等于所有现象仅用贵族制度就能够得到解释。一方面,与之对立的君权森然存在,不断地瓦解贵族制,致力于将它转变为纯粹的官僚制。实际上,正是君权的存在,使得贵族制只能停留于贵族制上。如果君权进一步衰落,那么,贵族制或许就会进一步发展为割据性的封建制度。”在六朝年间,王权变动不居,多朝林立,但扎根于地方的世家大族却是稳定与连续的,他们与王权共治天下,甚至左右天下。根据阎步克的分析,六朝的世家,有三个来源,其一是乡里豪右,其二是官场形成的官族,其三是外戚与功臣。而按照宫崎市定的看法,其中又有地方豪强与国家贵族的区别。国家贵族与国家政权有直接的联系,有很强的世袭官位倾向,而地方豪强立足于庄园式农村,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和乡间权威。魏晋之后,豪族势力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土地与民众被纳入豪族的统治之下,这些开发了南方的世家大族与皇帝共享政权,实现了豪族与王权的政治联盟。豪族最重要的不是拥有土地和人口,而是拥有读书人,各世家大族所争夺的,天下之精英也。而读过书的士人与地方豪杰不同,他们有王朝认同与国家意识,不满足于一方偏安和地方割据,总是要向中央政权渗透和靠拢。于是如谷川道雄所说的那样,士人与豪强结合的士族便逐渐转变为官僚贵族和教养贵族,六朝贵族最后逐一依附于趋向统一的王权,中世的贵族制缓慢转变为隋唐的中央集权制。

   “官”的称呼产生于中国封建时代。孔颖达为《礼记》作疏:“官者管也。”管什么呢?商周国家机构有内服、外服之分。外服指诸侯、大夫,内服为宫廷人员。前者仅臣服于天子,断无帝制下官僚的属性。后者则颇具家臣性质。君主专制时代沿用“官”的称呼,却已注入新的内涵。君主专制下的“官”有别于封建之“官”的地方在于:领俸不封地,任命不世袭。这属性一脉相传达两千余年。故今人所熟悉的,非封建时代官的属性,而是君主专制下官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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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脱了世卿世禄制度后,春秋时代的君主从哪里招募其官员呢?这正是春秋战国这段历史的独一无二之处。71个封国裂变为140余国,再兼并为七国,必然导致社会的严重失序,乃至昔日贵族与庶民间的严格界限被冲决,众多卿大夫失去地位,跌入贵族的底层——士。与此同时,曾为贵族垄断的文化流入民间,一些优秀的平民子弟看到了跃升为士阶层的机会。士的属性不再是出身,而是本领,所谓“学习道艺者”。多国林立,给了士阶层流动的机会。跌落者与跃升者合成了人才的储库。而多国间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迫使国君寻找和礼待人才。《史记》中关于门客、舍人的丰富记载,透露着士阶层与君主间的相互需求。这中间最大的革命性变化是为官不必贵族出身。(参阅余英时,1987;阎步克,1996)

隋唐之后,政治重心从地方上移到中央,州县用人,皆出于吏部,选举废而考试兴,乡官废除,钱穆因此指出“此实中国政治史上古今一大剧变,不可不知”。宋沿袭唐规,中央集权越来越甚,军权集中,财权集中,地方日趋贫弱,无所成就,“惟其地方贫弱,所以金兵内侵,只中央首都失,全国瓦解更难抵抗”。钱穆引用顾炎武的话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唐宋之后,科举制兴起,国家官僚通过自上而下的考试,从庶民阶层当中吸取大量精英,形成一个流动的等级制社会。科举制与察举制不同,其评卷和选拔尺度在上不在下,读书人虽然散在各地,却通过科举的网络形成一个共同的高级文化、一个全国性的士大夫网络。地方精英身在民间,心在朝廷。宫崎市定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唐宋的官僚制代替六朝的贵族制过程中,“官僚制只有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吸收贵族制的长处,并通过自身的贵族化才能打败旧贵族制。……夺取流品这一贵族主义的武器作为自己的武器,再通过科举制把比门第贵族更加贵族的读书人吸收到自己的阵营内,而后,官僚制才得以完全打倒贵族制。此时,官僚已经不单纯是官僚,而变成比旧贵族更具贵族教养的知识官僚”。

   秦始皇无疑改变了中国政治制度。但越是深入了解春秋战国所孕育的巨大革命性,就越会对秦始皇的开创性的看法有所保留。战国七雄的每个国家中,封建的因素都极大地消解。齐国君主就曾称帝。因而,秦始皇以郡县终结封建,以官僚任免代替世卿世禄,不过是将战国时代已趋常态的国内制度扩大到华夏的一统版图中。

明清两代君主专制达到历史的巅峰,朝廷对地方封疆大吏严加控制,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只达县一级,填补乡官废除之后所留下的地方权力空间,是科举制度下的乡绅。明清时期的乡绅与汉代的乡官不同,后者由民众推选,再由长官任命,权力的根源与活动均以地方为主。而乡绅的士大夫官僚身份和种种特权,则由朝廷主持的科举制授予,乡里民众不得与闻,帝国期望他们的,乃是担负起地方教化的责任,以弥补地方权力之不足。诚如钱穆所说:“惟两汉地方自治已成为政治制度之一环,而宋、明之地方自治则仅为一种社会事业,惟期两汉之地方自治为一种政治制度,故上下一气,其收效宏而速。惟其宋、明之地方自治为一种社会运动,故上下不能一气呼应。”乡绅不是原子化的个人,他们形成了一个与正式的权力系统有密切关系又相对独立的“士绅社会”。这一“士绅社会”与基层民间有着非常内在的密切结合,镶嵌在乡村的家族宗法关系和城市的地域、邻里关系之中,通过乡约、乡学、社仓、赈灾、调解以及举办各种公共事业,士绅在乡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地方精英角色。而在明清年间,随着城市商业化的成熟,一批中上阶层的士绅移居城市,他们又在城市的公共生活中继续乡村社会的精英角色,有些研究者将由这些士绅所主导的城市生活视作为中国式的“绅士管理型的公共领域”。斯科克波又将这样一个将乡村与城市联为一体的士绅社会称为“集市社会”:士绅阶层通过施坚雅所说的集市网络,将分散的乡村与商业城市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全国性的社会经济文化网络。

   秦代历史太短,其选官制度未及经受时间的检验。汉初反省秦之覆辙,得出一个教训:秦亡于对封建的否定。但汉初分封诱发了吴楚七国之乱,遂重归中央集权。汉改变秦代大量官职由军功获取的方式,而代之以重用儒生。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134年)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开始实行察举制。其实,终结官职世袭之后,官员产生的最便利途径自然是推荐。春秋战国之际,官员、门客、舍人多是经由或显或隐的推荐而上岗的。有了稳定的大一统政权,汉代天子不过是将推荐制度化。汉代亦有“任子制”,即每个二千石以上的官僚有一个子弟享有做官的便利。但“在这一制度下,子弟仍不能世世承袭父祖官位,而仅仅是获得了一个起家的官职。”(阎步克,1991,26)推行察举制,以及对任子制的限定,说明统治者拒斥封建与世袭。而察举制的关键是,举主即推荐人的资格。举主是这一制度结构的支点。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新制度一旦建立,新一轮博弈就开始了。汉代察举中的举主是官员,官员们渐渐看清了制度的空隙。于是,官员们相互推荐亲属,官职渐渐被家族垄断,终于步入门阀时代。史学界素有门阀是“由贵而官”还是“由官而贵”之争,阎步克更倾向于后一看法。(阎步克,2010,396)从博弈的逻辑看,“举主”资格演至“门阀”几乎是必然。

明清时期的家国认同并非一般人认为的那样紧张,恰恰相反,国家的认同不是抽象的,而是内在于地方一整套宗族祭祀和礼仪制度之中。

   在这场博弈中,帝王以察举取代封建世袭。官僚们以其之道还治其身,凭借察举制将官职圈入其家族中。博弈的结果,帝王及其集权制几乎败北。中国历史也因此呈现出惊人的摇摆。东周以前,中国是封建制。自战国至秦代,中国从君主专制走向皇权帝国。从东汉至魏晋,门阀削弱了皇权,演变成宫崎市定所称的“贵族制”。“与之对立的君权森然存在,不断地瓦解贵族制,致力于将它转变为纯粹的官僚制。实际上,正是君权的存在,使得贵族制只能停留于贵族制上。如果君权进一步衰落,那么,贵族制或许就会进一步发展为割据性的封建制度。当时的社会确实存在着朝封建制度转变的倾向。从三国到唐代,微弱却一直存续的封建食邑制,不正叙述着这方面的消息?”(宫崎市定,195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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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权要维护自身,就要削弱地方势力。隋文帝平定天下后,取消了州县长官辟署属僚的权力,任用权收归中央。这就要求“中央吏部须要不断将大批有任官资格的人掌握在自己手中。”(宫崎市定,1956,36)用人的压力迫使隋朝皇帝寻求新的选官途径,于是科举出场了。李世民接过科举制度,将其完善,要点是“投牒自荐”。就打击“举主-门阀”的逻辑而言,这是釜底抽薪。事实上,科举未断贵族子弟的前程,而是达成了妥协。故而,宫崎说“科举制度堪称为贵族制度的安魂曲”。(宫崎市定,1956,349)贵族子弟可以参加科举,挟经济文化上的优势,比平民子弟还略占优势。虽然他们仍占优势,但游戏规则已经大变。魏晋时代的门阀子弟完全是“拼爹”,现在出仕则要参加皇帝安排的考试。科举对贵族制是安魂曲,对中央集权制则是立命基石。从此,封建复辟之路断绝,官员与科举代代联姻。从对官位的占据来看,清代“科举家族”(参阅张杰,2003)比起东汉魏晋的门阀,绝对是小巫见大巫。这是皇权与贵族势力此消彼长之明证。

正因为“士绅社会”在国家体制之外,又是国家体制非正式延伸的一部分,因此与朝廷权力的关系具有既依附又独立的双重性质。士绅的特殊身份使得其在官家面前代表民间,在民间面前又代表官家,因此也同时具有了国家与地方的双重意识。对于他们而言,国家认同与地方认同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内在镶嵌的。近年来,科大卫、刘志伟、郑振满等“岭南学派”的出色研究,已经证明了在明清时期的家国认同并非一般人认为的那样紧张,恰恰相反,国家的认同不是抽象的,而是内在于地方一整套宗族祭祀和礼仪制度之中。这种与欧洲迥然不同的社会与国家、地方与中央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使明清士绅们在两种认同之间转换自如,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微妙的张力。一旦有机会表现,地方意识就会突破内在的国家认同,表现出其独立不羁的一面。同样为“士绅社会”,明与清大不相同,明代有绅士又有绅权,到了晚明,甚至一度挑战中央权力,而到了清代,如杨国强所言:“清代二百年间有绅士无绅权。绅士只能同地方官合作,不能嚣张。”

  

然而,一旦中央权力式微、大一统帝国内外交困,已经形成一个思想与阶层共同体的士绅们便会从非政治化的社会性格,迅速政治化,从地方挑战中央,成为改朝换代的中坚力量。这就是晚清所出现的情形,晚清的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背后都有地方士绅的影子,国会请愿,是地方对中央的逼权,辛亥革命,更是一场地方对中央的革命,中华民国的成立,结束了二千年的封建与专制的冲突,开始了另一个地方与国家缠斗的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则由传统士大夫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了。

   二、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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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是帝制的基石。这样,在漫长的帝制历史中,并存着两种合法性:其一是皇权的合法性,来自血统;其二是官员的合法性,来自科举功名。两种合法性虽长期共存,在合法程度上则难以等量齐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司马迁借陈胜、项羽之口道出的这两句话,既是秦末中国人某种价值观的反映,还深刻地影响着代代国人。不错,皇家血统高贵,是昔时国人的一种价值观。但中国人对信念当真与否是存疑的。而皇权时时要靠武力捍卫,更透视出其合法性的脆弱。

   相比之下,科举功名的合法性程度显然要高出一筹。从时间维度看,任凭王朝如何更迭,科举制贯穿了1300余年。就服膺程度论,它赢得了最大面积的拥护。顾颉刚说,它“既受拥护于人民,又不遭君主之干涉”。(转引自郑若玲,2007,71)寒门子弟有了出路,拥护自不待言。而科举分明是皇权借以消除门阀垄断,贵族子弟偏偏也要跟风。清代旗人不考科举亦可做官,可是一些八旗子弟“因羡慕汉人的状元科第,便有人学着做(八股),曾经乾隆禁止过,但还有偷着做的,后来才开了禁”。(齐如山,2006,82)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有敕令:“进士策名,向来所重,由此从官,第一出身。”(转引自郑若玲,2007,29)以后,这个观念深入人心,演变为清代人所说的“正途”。其实,当时从官的路径还有几种:军功、荫生(祖、父有功于国家,朝廷特命其子或孙为官)、捐纳,等等。为什么独独科举是正途呢?张仲礼说:“‘异途’出身者……他们主要是先捐监生,然后捐得官职的。”(张仲礼,1955,128)“就是说,捐纳在形式上跟学历沾上了边儿,是从学历制度衍生出来的。”(阎步克,2010,404)为何军功也不是正途?齐如山说,因为“军功有假的。统帅所保之人,自然有许多实在是有功劳的,但也有统帅的亲戚朋友下人等等,虽然未到战场,也可以夹杂保上……因有这种种情形,所以就被社会轻视了。”荫生中无学识者甚多,故被鄙视。(齐如山,2006,22-23)可见,科举之所以是正途,首先在于国家如是看待。其次,民意认为科举是正途,相信其公正性。这正是科举入仕之合法性所在。

   合法性是历史的,离不开传统。隋唐衔接魏晋南北朝,科举制上承九品官人制。统治了中国数百年的门阀炫耀的是什么?是品流。上品意味着其家族是清流,文化积淀深厚。垄断不是好东西,门阀终被历史淘汰。但魏晋时代文化成为时尚,却符合中国历史从武化朝着文化的走向,即地位利益不必尽靠武力定夺,大可借助文化安排。在国与国的冲突中,武力决定一切,北朝最终一统,即其证明。但国内政治不同于国际纷争,其内部保有一定秩序。先人崇尚文化绝非附庸风雅,而是对决定社会地位的文化因素的倚重。科举的出台是绝妙的选择。如同皇权对门阀贵族说:“你们不是强调品流嘛,进士的品流不高吗?”科举冲决了门阀,却继承着门阀贵族所倚重的东西——文化。文化决定地位,这一合法性是有来头的,科举进一步光大了它。

   一个成色不足的合法性,借助一个成色十足的合法性,来提升自己的合法性,即皇权靠科举提升了自己的合法性。这很好理解:英雄不问出处,我为你们提供了晋升的机会,帮你们参与到这一公正的游戏中,这还不能证明我的合法性吗?因此,不少王朝建立伊始,就迅速开科取士,以此收揽人心,建立合法性。

   功名直接造就了官员的合法性,科举间接地支持了皇权的合法性。科举在合法性上的贡献还不限于此。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皇权统领的官僚体系止于县一级。不错,讼事是要衙门解决的,但正如费孝通所说,中国传统社会是“无讼的社会”。讼事少,是因为多数矛盾和冲突由民间自行调解,必要的公益事务也多由民间自发操办。民间不能没有权威,没有众人服膺的协调者。科举功名在合法性上的另一贡献,就在于为地方、民间提供了有权威的领袖。秀才、少数的举人和退休的官员(亦是有功名者),共同构成了乡绅阶层。缺了具备合法性的领袖,民间的自治是不可想象的。

   皇权行科举的主要目的是选拔官员。没有证据显示,皇权行科举有为地方上提供领袖的目的。因此可以说,地方领袖的产生是科举制的副产品。

  

   三、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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