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的视角,国家释放社会是社会善治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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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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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国家依靠三根支柱而稳定、发展和繁荣。这三根支柱是国家权力体系、市场价格 机制和社会自治系统。三者各自需要安顿在现代制度平台上,以期实现国家权力体系的法治运作,市场对资源的高效配置,社会公众的自主、自治与自律。这是从传统国家强调统治逻辑转变为现代国家重视治理逻辑的体现。与此同时,三者之间必须展开良性的互动,形成一种精巧的平衡局面,从而保证整个国家实现善治。从统 治到治理,是国家发展的一个结构性转变;而从治理跃升到善治,则是国家发展需要努力追求的目标。

  摘要 社会管理始终与社会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注定了社会管理必须以创新来应对社会变迁。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于处在草创阶段的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来讲,最为重要的创新是厘清社会管理的基本思路,其次是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的制度体系,最后则需要在社会管理的手段上不断摸索。当国家管理社会的时候,必须以尊重社会为条件;当社会自我管理的时候,必然以公民自重为基础。如此,社会管理的创新,才可望具有强大的规则力量。

   社会善治,是国家善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善治显现为两种状态:一是社会公 众分类分流展开自治和共治;二是国家与社会积极协商,解决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这样的社会处在一个安定有序、心态健康、积极有为、互助互爱的状态中,而绝对不至于陷入相互冷漠、暗中敌视、互相拆台、丛林游戏的恶性境地。如果承认社会善治与国家善治有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那么,人们也就会承认,善治的社会,一定为善治的国家提供优良的社会土壤;善治的国家,也一定会为善治的社会供给优良的法治和积极的政策。这是一种值得所有现代国家追求的社会治理状态,也是值得它们在现实中矫正治理失当、改进治理状态时应注重的治理基准。

  关键词 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建设 国家权力 社会自我管理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转型社会。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称奇的奇迹。但是,国家 的治理体系却还处在旧有动员式氛围里,这是一种明显有碍于国家持续发展的情形。目前,举国上下都已经明确意识到,不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就不可能表现出现代国家的治理能力。相应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也就前景堪忧。因此,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划分清楚国家、市场与社会的边界,实现三者各自的善治,推进国 家进入总体的善治状态,成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核心问题。

  

   理顺中国的国家权力、市场机 制和社会体系的关系,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任务。中国社会被国家权力束缚,即使假定国家权力乐见一个自主、自治与自律的社会,愿意与社会公众一起分享治理的权力与权利,起码也会遭遇两个重大难题:一是国家必须逐渐为社会腾出自主活动的空间,从而促使社会养成追求自身利益、利益合理分流和凸显社会公益的健康习性。二是国家必须有序退出自己所挤占的社会空间。退出太急,社会会陷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退出太慢,社会会逐渐丧失自主、自治与自律的能力,形成无赖社会的习性,一切都只好仰赖国家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照顾,而这恰恰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承担的沉重任务。

  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前提条件是社会的存在。社会的存在,指的是一个与国家权力相对而言的社会。这一“社会”,不是自然人群的生存及其延续意义上的,而是人为建构的政治权力结构与社会自治结构分流而为意义上的。社会管理,就此而言,便具有国家以法治的方式加以管理,而社会自身以自主、自治、自律加以自我管理的两种涵义。当国家管理社会的时候,必须以尊重社会为条件;当社会自我管理的时候,必然以公民自重为基础。社会管理的创新,才可望具有强大的规则力量,而不至于一直借助政治塑造的力量对社会进行强行控制。如此,社会自身随着时移世变始终保持自我管理的能力,而国家也才能长期保有以法管理社会的基本秩序。两种力量结合起来,社会管理创新的动力才不至于处于衰竭的状态。

   一个善治的社会,公众必须能够自由地思考个人责任、组织义务和互助关系,从而在日常生活和组织行动中,尝试承担起相关的个人与社会责任。

  

   对今天的中国来讲,社会的一些无赖习性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这与中国的国家 权力疾速从社会微观领域退出有关。长期缺乏起码组织的中国社会,因此似乎成为一盘散沙。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肆意享受不受国家权力制约和压制的细小自由,几乎不会为之感到紧张和彷徨。唯有在个人遭遇到生活小事的折磨之时,才会罕见地想起社会秩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国的国家权力尚未打算从塑 造社会的意识形态、强制制度和捕获社会的强势取向中淡出。于是,宏观的社会控制与微观的社会放任相形而在,让社会公众有些无所适从:一个善治的社会,公众必须能够自由地思考个人责任、组织义务和互助关系,从而在日常生活和组织行动中,尝试承担起相关的个人与社会责任。假如他们从来无法自由地思考责任与义务 之类的问题,而是由国家不断地进行强行灌输,而这些灌输又受到审美疲劳和心理抵抗的双重抗拒,结果自然就是在微观社会的失序与宏观社会的控制之间,出现背道而驰。

  与国家相对应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这就是社会学家们所指出的,转型中国有可能出现的社会分裂、社会溃散与社会堕 落。毋庸讳言,今天中国社会一方面呈现出令人鼓舞的现代社会多元化景象,因此充满了活力和新异。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遭遇到的各种严峻且难以缓解的问题,令人忧心如焚。在日常生活中,部分公众所表现出的德性衰败,触目惊心:这从惩罚违规穿越红灯的人士,当事警察居然挨打的事件上可以得到印证。而老人以诈伤 强迫救助自己的人士赔偿,更是让人们对善举产生刻骨铭心的怀疑,甚至发出道德虚伪的质疑。社会的暴力倾向,也被人们高度觉察到某些人群中彼此怀抱的敌意。更加使人浩叹的是,某些人对丛林规则的泛滥已经习以为常:山东农民以剧毒农药深埋地底,种植销售往城市的生姜,而记者采访他时,他异常轻松地以一句“反正 我不吃”就自如应对了。岂不知别人也正在或打算这样对付自己呢?这样的回答,着实反映其对是非善恶的可怕冷漠。

  

   与此同时,社会的公共准则似 乎也显得纲纪松弛、缺乏约束力度。中国人的公共关注本来就弱,加上公共参与的机会稀缺、参与效能低下,关注公共事务的习性也就很难养成。与此形成写照的就 是人们对公共规则的掉以轻心,对公共事务的冷漠以待,对破坏公共利益的事情不闻不问,对公共事务采取的暴力性心态。中国社会的妥协与协商行动是罕见的,流行的是赢家通吃理念。这种社会态势主要体现为两种基本隋形:一是公众诉诸群体事件表达诉求,而政府致力构建维稳体制。在公众与政府之间,缺少理性的社会组织来尝试调适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二是部分公众对社会悲剧事件、尤其是党政部门的意外事故或失职事件幸灾乐祸。人们不愿意以理|生的态度对待党政机构职能的心态,以这种扭曲的方式表达出来。结果导致整个社会的是非善恶观念严重走样变型:对伤人、死人之类的悲剧事件缺少起码的同情心,对聚众闹事的事件缺乏基本的判断力,对政府失职事件缺乏应有的理性干预。

  国家与社会相对而在,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不是说古代社会就不存在国家与社会的分立状态。但古代的国家与社会之分流,完全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国家权力完全无法伸展到社会基层,而社会也无法形成限制国家的力量。就前者来看,古代的国家权力之所以无法伸展到社会中去,是因为人类的物质财富生产能力有限,在产品满足人们低水平的生活要求、提供给一个有限度的国家以运作手段之后,便所剩无几。因此,国家无法发展成一个全方位、多触角、到基层的控制体系。国家不得不在有限的范围内施行自己的权力:即在国家保有的物质能力范围内,将自己的意志施加给国家权力的管制对象。此外的事务,就只好任由人们自行管理了。在中国古代,对此就能得到最好的理解。“皇权不下乡”与七品芝麻官从两端显示了皇权的有限性。皇权不下乡,不是说皇权不想下乡,而是皇权下不了乡,因为皇权控制的资源十分有限。而且,皇权控制的这些资源,首先要用于皇室的延续,其次用于官僚体系的运作,再次才用于社会的控制。这样一级一级落下来,等到用于管理社会的时候,所剩资源不多,只好将社会的自然秩序作为社会控制的当然方式。“七品芝麻官”,则是中国古代官僚控制体系的一种必然状态。在这一状态下,皇权只能借助官僚的力量,下达到县一级官员。最小的官员就是七品县官,县以下就只好由着乡绅们自行管理了。正是古代这样的结构状态,才出现了皇权、相权与绅权并立,同时发挥作用的局面。也就此自然划分出皇权、相权代表的国家权力,绅权代表的社会权力体系。①

   国家必须释放社会公益组织的活力,不仅应放手让公众建立社会公益组织,而且为公益组织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

  但是,一种对国家权力加以限制,使其不能随意支配公民社会生活,只能行使公民们交付的部分权力,公民们保留生命、财产与自由权利并自主、自治的“国家—社会”二元体系,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产物。这样的体制源自中世纪晚期,但正式落定是在18世纪。18世纪的欧洲,经过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资产阶级取得了国家的领导权力。最初,资产阶级以保护财产的名义,要求国家权力尊重公民的财产权。由此出发,推动垄断性国家权力的分享进程:资产阶级在民主宪政体制下,安享财产权带来的较高的私人生活品质;而国家则对于公共事务进行决策,并以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为核心,对权力进行分割制衡,以便有效限制国家权力,使其不能侵犯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利。到后来,这一逻辑延伸到所有公民身上,成为整个国家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公民们围绕财产权带来的、脱离国家强制性控制的个人自由,组成了保护自己利益、约束国家权力、展现公共精神的社会组织,构成了一个以权力限制权力、以权利限制权力、以社会限制权力的规范体系,从而将国家权力严格规范起来,将社会权力/权利有效保护起来。

   社会有社会的固有逻辑,那就是社会公众自主、自治与自律的逻辑。这样的逻辑,与 国家按照权力类型分工制衡的法治逻辑,迥异其趣。但中国长期混淆国家与社会的不同逻辑,一直行走在以国家权力控制社会的社会轨道上。国家以捕获社会的姿态对待社会,社会也就可能会被国家吞噬,国家的权力逻辑代替了社会的权利逻辑。社会公众就此丧失了自主自治的空间,也就完全仰赖权力的支配,缺乏权利的观念 自觉和理性行动能力。

  相对于国家权力被归入立法、司法和行政三大权力体系而言,社会的自主、自治与自律不是那么清晰和严格。因为与国家权力分权制衡的总体状况相对而言,社会的总体组织状况不是一种按照社会的严格规划划分出来的井然有序的结构,而是按照社会的具体分层、社会阶级集团的结构、行业组成状态、公民个人兴趣等复杂交错的因素组成的公民活动的特定空间。因此,理解社会不能像理解国家那样,依据严格的权力划分原则,进行定量定则的细致归类,从而对国家权力进行相关的问责。社会是十分复杂的。复杂就复杂在,社会是一个自然结构、人为结构的集合体,正式结构、非正式结构的聚集体,组织状态、非组织状态的交错体,私人诉求、公共利益的叠合体。但这正是社会应然的结构状态,绝对不能将社会翻铸成像国家一样的严格结构。

   在实行市场经济30余年的当代中国,社会复杂到远超乎人们想象的地步。中国社会的复杂,一方面与高度发达的分工与合作体系有密切关系。市场经济是促使社会分工与合作体系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这与小农经济时代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简单劳动方式,有着天渊之别。不过麻烦的是,今天中国的权力部门习惯以看待小农经济的眼光,打量市场经 济。结果天真的眼睛看不清复杂的市场,也就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则与中国社会自身结构的高度分化紧密联系。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中国社会成为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每年仅仅在春节期间,中国的流动人口就超过了10亿人次,这是改革开放前人们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何况流动的社会在阶层、集团、组织上的不断重组,对之的治理,远远不是一个按照权力逻辑下贯的党政机构所可以完成的任务。

  

   再一方面,国家权力的“高大上”追求,与社会区分为不同群体并依照日常生活的需求展开的低端、小气、没档次的生活,迥异其趣。这本身就注定了国家捕获社会,一定会造成的后果:国家愈是努力控制社会,社会愈是行进在疏离国家的道路上。

  社会建设的着力点

   试图实现中国社会的善治,前提条件就是国家释放社会。国家腾出社会空间,致力治理好那些属于国家权力领域的事务,社会公众以自主自治的方式治理好社会的事务。国家与社会,除开以法律和政策供给的方式发生关联以外,必须被区隔为两个互不干扰的领域,让它们各自沿循法治和自治的轨道,有效地运行起来。

  

   对今天的中国来讲,国家怎么腾出社会会空间呢?这需要确认国家必须腾出的一些社会空间领域。一是要释放社会的赢利空间,也就是市场空间。如果说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30多年时间,国家已经在经济活动的微观领域腾出了市场空间的话,但试图实现社会的善治,还必须进一步承诺市场活动的独立性。国家桉公权公法的原则管理市场,市场只要谨守国家法规,党政机关就没有干预市场的理由。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混合所有制的企业权属体制,但混合到什么程度,权属关系如何厘清并加以法治化确定,都是一个为市场腾出活动空间的大问题。要警防将混合所有制搞成国家捕获市场的手段,变成国进民退、吞食民资的简便方式,权钱交易的方便法门。

  社会自主、自治与自律,不是瞬间就呈现出来的有序状态。相反,社会自身的建设,与国家权力体系的建构一样,经历了长期、复杂的绵延过程。社会建设,就其纵向的过程来看,有其历史演进的过程;就其横向的关系来看,则有一个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相互塑造过程。

   二是要释放社会公众的组织空间,让散沙般的社会能够按照业缘、地缘与趣缘组织起来。社会公众一般都处在工作与生活的两重空间里。在工作中,他们当然要服从职业规定性,同时还要服从工作组织中的科层安排。除此之外,他们也需要建立起根据职位、责任等相关因素自然分流的社会组织。这样的组织,不是行政科层的组织,而是团结互助的工余组织,这是社会组织的一种重要类型。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处在什么岗位上的人员,都有通过业余生活以化解工作紧张的需要。按照不同的兴趣,人们有权组织反映自己兴趣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依循成员们约定的原则,展开高度自由和相互协商的集体活动。

  从社会的纵向发展审视,不能指望社会建设一蹴而就,成为秩序井然且能与国家划界而治的、公民活动的特定空间。对于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讲,其支撑国家权力有序运作的社会基础,究竟是厚是薄,取决于社会的历史构成与现实状态。所谓支撑国家有序运作的、“厚”的社会基础,指的是社会自主、自治与自律的能力十分强大,已经毋需国家的扶持,就可以在国家与社会的边际行走,自如地发挥社会的作用,并对国家长治久安起到一种雄厚的支持作用。所谓支撑国家有序运作的、“薄”的社会基础,指的是社会的自主、自治与自律,长期无法坐实,社会必须经由国家权力的强制塑造,才足以维持基本的秩序,一旦国家权力稍微松懈,或者不在现场,社会就陷入一个紊乱的状态。

   三是要释放社会公益活动的空间,让公民们可以有一个互助互爱的自治天地。国家必须释放社会公益组织的活力,不仅应放手让公众建立社会公益组织,而且为公益组织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促使公益组织发挥勿需国家到场就能发挥出来的社会功能。这就一方面将党政机构从一定的社会互助事务中解放出来,专心处理好公共权力事务;另一方面也会促使社会的自治、自救、自助,养成社会成员相互间关心、帮助的良好习性。这对一个社会进入安宁、互爱的伦理状态,无疑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

  无疑,前一种社会是现代发达国家之成为发达国家的前提条件,而后者正是相当多的落后国家之落后且难以追赶发达国家步伐的重要原因。因为,如果国家无法全心坐实在公共权力的运用之上,无法致力公共秩序的建构,无法以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提升公共福利,而必须将其中相当的资源和精力投向一个混乱的社会,以求社会安定有序,进而抽身出来处理自己的公共事务,就必然导致国家自身运行效率的下降,国家以权力逻辑压制社会,社会自身治理的成本高企。于是,国家与社会各自的功能发挥,都会处在一个相互干扰、无法理顺的紊乱状态;而国家与社会的运行水平,也都会处在一个低位上面。

   建立新型社会治理体系的宗旨是社会组织各归其位、各尽其能。

  因此,在国家与社会尚未有效分流运行的情况下,国家就必须大力扶持社会,而社会也必须尽快实现自主、自治与自律。社会建设的意义,也就会从中体现出来。有效的社会建设能够催生一个安心、放心与舒心的社会心理状态,从而有效维持人们理性而耐心地解决所有问题的精神基础;有效的社会建设可以支持人们投入到理性预期的行动之中,从而能够生产出大量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维系一个稳定、理性而有序的国家结构;有效的社会建设可以激活整个国家的创造能力,促使国家进入一个创新的状态,进而将国家提升到一个发展的高位上面,推动国家进入一个国际竞争的良性状态,促成国家的兴盛与发达。

   腾出社会空间,不等于社会就能马上进入勿需国家权力的自主、自治与自律状态。除开社会治理还需要逐渐积累自治的经验以外,社会的自治体系也还需要认真加以建构。

  社会建设具有不可小觑的意义,有如下几个重要的着力点:

   社会的自治体系,一方面是一个国家与社会空间有效区隔、合理划分的组织依托,另一方面也是一个让社会所有成员都有组织依靠的复杂建制。需要注意的是,社会自治体系,不是针对部分成员建立起来的自我治理体系,而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和能够进入其中的社会空间。

  一是国家与社会的有效分化。这意味着国家必须承诺社会的独立空间,并给予社会的自我管理以法律保障、资源配置和效用承认;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必须落定在自主、自治与自律的平台之上,成为与国家权力各显其能的空间。前者需要国家精心培育社会,后者需要社会确立理性精神;前者需要垄断型国家让渡社会空间,后者需要社会捍卫自身的活动空间;前者需要国家保持克制态度,后者需要社会对国家权力保持警惕。如此等等,才能成功塑造出一个国家与社会划界而治的现代结构。

   今天中国党政机构的工作人 员,自身的社会权利保障状况,并不比非权力机关的从业人员得到的保障更好。党政官员的社会权利,不仅应当受到法律和政策的保护,也应当像非权力部门的从业人员、甚至是无业人员那样,自己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依循法律、政策和组织规则,维护自己的权利。党政机构从业人员的权利有保障,他们才会 致力保障公民权利;他们有安全的保证,公民的安全才不缺乏公权的保护。

  二是国家对于社会自治的有效制度供给。社会的自主与自治,是需要丰富的资源供给才能实现的目标。社会自治需要的资源,社会可以自己筹备相当部分,不管是社会利益组织活动的资源自筹,还是社会公益组织的公共捐献,仅仅只能满足社会自治的部分资源需求。国家必须在发挥其社会治理功能的前提条件下,对社会自治提供需要的资源份额。国家之所以必须为社会自治提供所需要的资源,一方面是由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国家必须履行宏观管理社会的责任;一方面则是由国家的职能所决定的,因为国家除履行相应的公共决策职能外,还必须履行相关的社会职能;再一方面,更是因为国家必须在自己无法有效供给某些公共服务的情况下,要向社会组织购买相关服务,以满足社会的相关需求。因此,国家提供给社会以资源,并不是显示国家的合道德性,而是国家呈现其基本功能的必须。不是说存在一个自治的社会空间,国家就可以对社会不闻不问。

   同时,需要强调,今天中国建构社会自治体系,不需要在现行体系之外,完全白手起家建构所谓崭新的社会自治系统。应当像非权力部门的从业人员、甚至是无业人员那样,自己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依循法律、政策和组织规则,维护自己的权利。党政机构从业人员的权利有保障,他们才会致力保障公民权利;他们有安全的保证,公民的安全才不缺乏公权的保护。

  三是社会自身的高度组织状态。社会的自然化存在状态是分散的、欠组织的、个体化的。社会进入一个高度建构的状态,社会的自治方才显示出集合的、组织化的和群体性的情形。因此,社会的组织程度,与社会的自治水平成正比关系;而社会的分散化情形,与社会的无序状态也成正比关系。强化社会的组织状态,意味着经由社会的各级各类组织,将公民纳入到他们感兴趣、按习性乐意加入的社会组织之中,由此促使公民形成独立于国家权力的直接支配,而能够自行解决公民间某些私人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如果社会的组织程度太低,公民间的所有事务都必须在国家权力干预下才能处置,这样不仅会过分分散国家力量,而且必定弱化公民自治的基本能力。久而久之,国家能力与社会能力两者,都会受到难以修复的伤害。

同时,需要强调,今天中国建构社会自治体系,不需要在现行体系之外,完全白手起家建构所谓崭新的社会自治系统。激活中国已有的社会组织体制活力,乃是建构中国社会自治体系的~个重点。当然关键还是致力打造新型社会治理体系。建立这一体系,宗旨是政党的归政党,国家的归国家,协会的归协会、商会的归商会,学会的归学会。总而言之,社会组织各归其位、各尽其能。仅就狭义的社会组织而言,发挥商会的行业自治功能,是矫正今天中国市场紊乱的必须。一个能够自我有效约束的商会,就能保证一个有效的行业秩序。人们就不会担忧出自这个行业的产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四是国家与社会的积极互动。在一个垄断型国家中,国家权力习惯于为民做主,同时也就相应习惯于任由政府的意志行事。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国家必须尊重社会的存在与运行,将公民自治的权利作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前提,而且政府的所有决策都必须建立在尊重公民权利的基础之上。中国正在从前一种类型的国家朝向后一种类型的国家转变。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有效限制国家权力,让渡社会活动的空间。一个为人所期待的状况是,国家乐于让社会自治,从而使国家专心致志地处理公共事务;而社会不仅自主地处理好公民间的各种事务,而且积极关注国家层面的公共事务,国家与社会处于一个积极互动的良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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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散的社会与组织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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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要发挥其自主、自治、自律的现代功能,不是想当然就可以达到的状态。脱开国家—社会的相关思路,只在社会一端来考虑社会管理问题,社会的存在状态,对于社会是否能够得到合理管理,具有决定性影响。

  在长期的国家权力支配性地作用于社会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一直未能组织起来。从古代社会来看,乡绅社会的作用机制,一直维持着一个有效自我约束的民间社会。传统、习俗、惯例,曾经是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有序绵延的约束性力量。而家族制度,就更是乡村社会得到相当程度治理的自然性组织保障。但之后兴起的政治—社会革命,颠覆了中国沿行已久的国家—社会关系。一方面,在革命中兴起的国家权力成为高度垄断型的权力。在这种气势恢宏的政治—社会联动式的革命中,国家以单纯的权力逻辑强制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必须在国家权力逻辑的支配下,接受国家认定的社会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在革命中重新塑造出来的社会生活模式,乃是一种绝对公共化的生活模式,个人隐私不受尊重,公民间的利益组织和公益组织都被组合到国家附属组织之中,成为国家权力的附庸。社会的自主、自治与自律,都变得没有必要。社会的逻辑就是接受国家的权力逻辑,国家的逻辑就是社会必须承诺的行动进路。

  在这样的结构中,表面上国家权力强有力地将社会组织起来了,而社会似乎也谨守着国家的权力意志存在和延续。但事实上,当国家权力绝对支配社会之后,社会的组织化状态就变得无法保证。

  一方面,社会组织受到国家权力的支配,它就失去了组织社会的能力,成为权力意志的工具。即使某一组织的实际相关成员出现什么需要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指望这些组织为其提供相关服务或支助。于是,社会组织在形式上依然存在,但组织社会的功能却无从发挥,社会事实上处于一种涣散状态。一种反讽的状态就此展现给人们:形式上具有强大组织能力的社会各种组织,事实上根本无法组织相关成员,去实施某些组织行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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